“当他们开始忧虑公众幸福时，一些事情就开始无法运转了”

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是怎样诞生的

一、福柯在做什么？

法兰西学院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和上学期少有相同。教师们需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邻域和相应课程，这成为一项传统。作为对上学期“安全、领土与人口”课程的延续，福柯计划在1978年秋季学期讲授一门关于“生命政治”的课程。这本书就诞生于这门课程的录音整理。

什么是生命政治？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政治是从18世纪起，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这些话题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之中占据更多的位置、甚至成为讨论关键的一种现象。换言之，就是近代国家由领土国家转向人口国家的过程，就是被管制者的属性由臣民转向人口的过程。福柯的问题是，在一定要尊重法律主体以及个体的主动性自由的系统中，人口问题如何能够被重视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依据何种规则对其进行管理？[[1]]

在上学期，福柯讲授的核心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当治理术成为一个被精细算和深思熟虑的政治实践时，当国家理由成为了一种治理的核心方式时，近代国家就诞生了。所谓“国家理由”，就是在治理实践中出现了某种类型的合理性，一切治理皆按国家理由的原则作出。在这里，国家的角色发生了一个转变。中世纪时，国家就是君主、父亲、教会或者帝国，它关心臣民在彼岸的得救，将父亲般的仁慈和庇护扩及其民。但现在，国家的治理者不再关心这些。国家，只为自身存在并且只与自身相关，不管它是否服从一项自然、上帝或其他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主要具有三种具体形式：重商主义、管制国家、欧洲平衡。这就是说，首先国家应该通过货币积累和人口增长变得强大而富有。其次，一个平衡的传统欧洲出现了，没有任何一国的力量可以对另一国占有决定性的绝对优势，国家需要处在一种永久竞争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有限目标”。第三，国家在内部政策的目标无限扩张，使得管理者需要细致入微地、持久地管制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等一切活动。对外政策是有限目标，对内政策是无限目标，而国家便处在这二者的结合点上。

但从18世纪开始，自由主义体制开始逐渐被构想、成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和市场对这个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的非常关键的作用。政治经济学所发现的是：治理可能犯错，治理实践需要遵守自然性、规律性。这样做的结果是功利主义哲学在这里坐实了它的地位，“成败”成了这种行为的第一准则，而非先前的合法性和非法行为。在前自由主义时代，也就是管制国家时代、国家理由时代，治理依据的原则是法律。它生发于治理理由之外，它反对的是君主权力的滥用，关心篡权问题和君主的合法性问题。但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生发于治理理由的内部。它成为其内部的限制原则，它所关注的是治理的过度，是对治理理由的内在批判，是对治理实践的合理性加以衡量。

一种新的“真理体制”在此诞生。正是通过真理体制，人们批判和衡量治理实践的过度与否，人们划设出新的治理合理性，而治理者应该也必须按照这种合理性进行治理。

如果说这套真理体制是一锅药汤，那么市场就是它的坩埚，政治经济学就是它的火苗，“自由主义”就是药汤的名字。倘若浓度颇高，就是“新自由主义”。这一锅药汤有好几个沉淀：法律和秩序、国家和市民社会、生命政治。其中生命政治是福柯计划关注的重点。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弄明白真理问题的一般体制，只有充分阐释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理由却没有质疑其基础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才能开始对关注于人口的生命政治进行分析。[[2]]这将构成本学期课程的全部主要内容。

二、何为自由主义

福柯所称的自由主义主要包含三个特点：市场成为真理的场所、效用成为治理考量的限制原则、一种在世界市场中的新的欧洲平衡模式。其中，前者将成为后二者的基础。

市场首先经历的，是从“公正化场所”转变为“真理化场所”。转变的原因不可以简单地归于商品经济时期的来临。货币状况、人口规模、治理实践和经济理论都应该被纳入考虑范围。但福柯认为，市场被构建为真言化机构的原因不能也不应该被找到。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方法论考量。总之，市场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保证公正地分配商品、规避欺诈、保护买方。当“自然价格”的概念逐渐成熟，其内涵是“表达出生产成本和需求范围之间的恰当关系”时，市场就成了一个真理的揭示者。它的意义不局限于市场，它意味着人们将得以从这个机制中获得某种衡量正误的标准，而衡量的对象可以是治理实践。“一个好的治理不再简单地是一个按照公正来运作的治理。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运作。”[[3]]

在国家理由已经奠基了的法律框架下，市场的这种转变使得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怎样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实施设置一些司法界限？”这完全不同于先前国家理由框架下的那个问题：君权的合法性何在。对于新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主要的解决途径：法国从人权出发的司法激进主义，和英国按效用考量的技术功利主义。由是，法国渐是革命左派的摇篮，而英国则成自由主义的故乡。后者是福柯讨论的重点，它构成了自由主义一个根本性的提问方式：“在一个由交换决定了物品的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为，它们的效用价值是什么？”[[4]]在这个“效用”原则下，“利益”自然地作为一个囊括交换和效用的总范畴来帮助人们形成一种思考方式。功利主义正是在此地找到了它的舞台。

市场的真言化也预示着着一种新的欧洲平衡模式呼之欲出。对于早期重商主义者，经济游戏是一种零和游戏，损害他国是富裕本国的必要条件。为了防止游戏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差距而使整盘游戏面临巨大危险，人们适时地停止游戏，这在表面上就造成了一种永久竞争的国际关系。这是传统模式的欧洲平衡。但是，重农主义者们的经济图表和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概念出现了。它意味着自然竞争的合法游戏并不一定会以不平等收场。围绕价值波动的价格，同时意味着卖方的利润最大化和买方的支出最小化。万事大吉，人们听闻欧洲可以是一个“集体富足的、在无穷尽的经济发展之路上的”欧洲。只不过，玩家仍是欧洲人，而赌注却是全世界。无论是18世纪的海洋法还是康德的永久和平，都建立在对世界商业网的保障之上。

福柯问道：从18世纪到19世纪，能不能说自由的数量增大了？这个问题意义甚微，关键是事情并非皆如表面。市场真言化，治理效用化，欧洲世界化——这些都暗示着，自由主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对治理权力的制约不是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是通过经济学分析的明证性。从重农主义者试图发掘经济机制的内在复杂性开始，像物理学之于自然规律那样，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并“遵守”这个经济自然律。福柯进一步说，治理实践实际成为了自由的消耗者。它消耗自由，因为“它只能在实际存在某些自由的情况下运转”。[[5]]故而，新的治理技术必须要通过保障诸多条件，来生产出这些自由。自由的凭借、条件，而不是自由本身，成为新的焦点。“自由主义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6]]治理者不得不再一次求助于大量立法、政府干预这些在微观上损害自由却在宏观上保障其条件的东西。

这些东西里，首要的就是风险的管理与安全机制的运用。但这种自由-安全的矛盾完全不是“度”的问题。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各种疾病、衰老，都不应该成为集体利益的威胁。[[7]] 整个治理机制就是如此，它不再像中世纪臣民认为自己遇到危险时，就可以向它的君主要求保护。它的逻辑变了，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处于风险中；而是存在一个围绕着风险概念每时每刻来评判个人的自由和安全的机制，它来决定你是否是安全的。集体利益第一，而个人只是“永久地处于危险境遇之中，或者说他们被规定着去感受到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现在和将来充满着危险。”[[8]]

在这个机制之上，全景敞视主义的训诫式监控和干预主义政策也相继成型，对自由像对自然一样的无限尊崇和控制约束手段的惊人扩张同台出演。所有这些，就是自由主义治理的第一次高峰。但很快，这种治理术就会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这个危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经济大萧条和纳粹德国的崛起。然而在德国和美国，一种“新自由主义”萌发起来，它成功回应了这场危机，并将自由主义治理体系演绎到新的高潮。

三、德国新自由主义

若想解释国家恐惧症和治理术危机，必须要从德国的治理实践中寻找答案。自由主义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是：市场自由和国家之间发生了某种“倒转”。大战初败，国家还不存在，国家的正当性空缺。但在那时，人们要求重建被毁掉的经济潜力，并在美国影响下的计划化和避免纳粹的社会目标抱以乐观态度。一种凯恩斯政策氛围完全笼罩着欧洲大陆。1947年，艾哈德召集的专家委员会却使事情初现转机，它确立了尊重市场经济之为首要原则。这件事情意义非同小可，它使得这样的事情在德国发生：经济自由制度诱导了政治主权的建立，成为国家政治代表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就是政治主权形成的开端。真理化的市场不再是国家活动的一个分支，而是公共法本身的创造者。这个原则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卡尔·希勒，在1963年提出：“所有的计划化，即使是灵活的，对自由经济来说也是危险的。”而在1955年，他的主张还是“尽可能多的竞争并且在适当和必要时实行计划化”。[[9]]通过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他们已经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社民党很快地辨认并适应到这个治理术的游戏中，勃兰特也很快地当上了联邦德国的总理。[[10]]

制约国家的经济自由如何能够同时又奠基国家呢？这归功于欧肯、伯姆、穆勒、阿尔马克、哈耶克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家们发起的一场漂亮攻击。[[11]] 不过这并非易事，因为自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策就不断遇到阻碍：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凯恩斯的经济统制理论、最后是纳粹主义。首先，纳粹主义经历被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目标的“灾难场”。纳粹主义是什么？首要的便是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12]] 纳粹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大众社会、单向度人的社会、权威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等等，但他们的组织结构、政党和元首制原则所带来的只是对这些东西的强化。这是一种“永恒的圣西门主义”，它将专属于自然的合理性范式之应用于社会中去，并试图寻求一个制约原则和组织原则，而这个原则必将导致纳粹主义。罗普克就告诉英国人：你们的贝弗里奇计划所正完全是在准备纳粹主义！因此，一切都只是一个古老的错误，那就是在自由主义政策与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干预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

于是，人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回到那种国家为经济自由划设边界的状态，而是需要更进一步——让市场自由完全成为国家自身的组织和调控原则。这样就完成了市场自由和国家之间的“倒转”。这一步的理论跨越必须基于一种“纯粹竞争理论”。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市场的根本不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交换”，而在于“竞争”。不在于对等，而在于不平等。[[13]]正是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者与前辈分道扬镳，这种状况被表述为“市场经济与放任自由政策之间的脱节”。而且，由于这种竞争理论具有一种无法达到的“纯粹性”，新自由主义至少在表面上将完全与放任自由背道而驰，因为那种始终出于警惕的、能动的、永久的干预政策将具有无限的空间。这就是李普曼研讨会中提出的“积极的自由主义”。它的具体内容将是：建立一整套阻止国家干预竞争、产生垄断的制度框架（垄断现象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越界带来的，而不是市场逻辑自身的问题）；利用信贷政策稳定价格；政府对科技、法律、人口等与经济活动相对的社会背景邻域愈加干预；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和法治国家。

这时，德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已经很清楚了：一边是市场经济，另一边是社会政策积极和激烈的干预。这些社会政策致力于消除的，不是竞争产生的诸多不利于社会的后果，而是可能由社会引发的诸多不利于竞争的机制。当竞争成为第一要义，“企业”的组织和生存原则渗入社会的一切肌体，这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也因此，社会政策并不是以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分配为目标，它仅仅满足于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只关注绝对贫困而无视相对贫困（失业人口甚至是竞争体系里必要的人口储备）；而法治国家本质上也就是企业社会的另一个表现。法治国家而不是强权国家，被福柯看作真正传播开来的德国模式：它与提出具体目的的计划经济相对，在各种企业化了的个人或团体之间仲裁，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服务；它维持了资本逻辑的纯粹性，不断地制止垄断以使完全的市场竞争持续运转；它作为游戏的规则规定国家应该无视经济活动，从而使这场经济游戏的结局无人可知，却也无人需知。

四、美国新自由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在与“过度治理”对抗中成为其自身的。它的的靶子与德国性质相似：罗斯福新政、贝弗里奇计划、联邦政府的发展壮大等各种类型的国家干预主义。但它与德国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特点：如果说德国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认识是市场对价格的调节十分脆弱，时刻受到各种威胁，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社会干预政策来为一种纯粹竞争机制提供保障；那么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却是则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效度格外自信，并通过建立“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人”模型，将这一原则扩展到诸如家庭、刑罚等诸多非经济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对治理技术，它还是一种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类型”，是一种对经济、社会进行分析的思考方法。

这个区别始于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在经济学分析中对劳动的重新引入。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资本逻辑抽离了劳动的个性，只留下劳动中的力和时间。它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商品，量化的价格指标霸占了它的全部价值。这个对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的罪过。但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问题是古典经济学角度下的思考方式，而非资本主义本身。根据他们的分析，劳动可以被看作一种投资，其凭借的就是劳动者自身的能力，收益就是工资。在这个过程里，“劳动的年领、技能，做某事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与拥有做这件事的技能之人分割开来”，劳动者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有自己的生命期限和可用期限，有自己的陈旧和老化”的机器。[[14]]但这还不够。个体被重新定义为自己的企业家。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名生产者，他所生产的是自身的满足。当消费被当作一种企业活动，当经济学把企业化了的个人作为分析的单位要素，这种基于个人所持有的某种资本的基础之上生产自身满足的活动，就完全被阐释为劳动-消费的过程。

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机制里利润率的长期降低，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却解释了利润率的维持。但是“人力资本”的概念却在新市场、新技术、新资源、新生产方式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创新领域。一种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新构想产生了。人们开始这样发问：西欧经济的起飞是归功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吗？第三世界的落后是由于人力资本的短缺吗？于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转移到了原生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婚姻、移民、教育、医疗等等能够影响其先天、后天因素的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方向。

在此种逻辑下，市场经济的分析范式成功地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在个人领域，夫妻结合被理解为一种合同的签订，它减少了日常的交易成本，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摊家庭单位的收益；教育成为了一种投资，除子女未来工资之外的母亲的心理满足也被算做一种收益。在公共领域，一种以美国企业研究所为代表的对政府活动的商业批判模式形成，这种批判无涉道德、法律和政治，它完全依据供给与需求、成本和利润的前后测差。在刑罚问题上，人们对罪行的新定义是这样的：“所有使个人面临被处以一种刑罚危险的行为”。重大的变化在于视角：它站在了犯罪之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更进一步说，它是将犯罪之人看作了“经济人”。这意味着什么？人类学概念上的罪犯自此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再是本质性的，投资-收益是个体关注的核心，而个体间的差别仅在于人力资本和投资策略，而犯罪正是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此，刑罚的目标就远远不是消灭犯罪，而是为了“达到犯罪供给曲线与负需求曲线的平衡”。[[15]]

这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人”这一模型普遍化为所有行为模式。它绝对不同于权利主体。首先因为利益不同于法律意志，它是不可化约的；其次利己主义机制的本质一种利己主义，只有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一种普遍收益才得以建立。它从来不要求个体在某些情况下放弃他的利益。这个原则，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就开始萌发了。它本质是一种经济乐观主义，它相信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财富的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要紧的是，这种必然性是不可见的，它证明重农主义者们试图通过经济图表达到的目标是危险的。“商人是完美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当中忧虑公众幸福之人是很稀少的，因为当他们开始忧虑公众幸福时，正是在这时候，一些事情就开始无法运转了。”经济世界的不可总计特点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根基。于此，人们很容易推导出对经济君主的取缔。在经济领域及国家干预的问题上，只允许短期打算，不能有长远规划。“看不见的手”最深远的意义，是取消了经济君主，取消了全部的政治规划，并拒绝将经济学作为治理合理性本身。这就是“经济人”内涵的源头。

五、生命政治在哪里？

在德国，国家的治理深入到除经济领域以外的一切领域；而在美国，“经济人”模型普遍化背后的历史表明，经济过程理并不构成治理关注的对象。那么治理的对象是什么呢？在最后一课，福柯就是这样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引出。长久以来，市民社会都是作为对抗、摆脱国家机器的角色存在的。它本身是权力和反权力长久斗争之间的一种和解协议。福柯主要介绍了弗格森对市民社会特点的阐述：市民社会是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它是一种不同于利益纽带、必然与经济状态相反的的个体间的自发综合；它体现权力先于权利的原则，是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最后，它是历史的发动机。市民社会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思想体系诞生，它重新阐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后者（或许是理论先行的，抑或是理论、实践相互构划的）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治理理由从“君王”的智慧转到“被治理者”的理性考量。为什么治理？不再是源于神启的真理，不再是洞悉万物的智慧，这些都属于逝去的国家理由的时期。现在，被治理人主动寻求合理性来怀疑、质问、考量治理，其具体方式正是前面在传统自由主义和德、美新自由主义中已经被充分阐释的东西。在指出这个重大转变后，福柯说道：“政治是什么？不就是这些不同治理技艺间的游戏，加上不同的参照以及这些治理技艺所引发的争论吗？在我看来，政治正是由此而诞生的。”[[16]]课程就此结束。

如果参看福柯的最初问题，最后一段话可谓戛然而止。在课程结束后的概要中，福柯这样重述自己的问题：生命政治并非总是、远非总是自由主义的；比如在国家理由的框架下，国家管制无微不至，故而“毫无疑问地”，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会在国家理由时代“很自然地”诞生。[[17]]他所关注的，是关于人口和生命的问题怎样在与国家理由相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被提出来。问题就是：“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是怎样诞生的”？但回顾前文，福柯提到“生命政治”及其“诞生”的地方寥若晨星。题干实际上成为：“自由主义是怎样的”。[[18]]福柯完成了精彩的铺垫工作，他将要引出生命政治的话题了。以市民社会理论收尾其实并不那么突兀，它本身就象征着自由主义与过度治理的持续对抗。而且正是在这里，当被治理者取代治理者成为问题的核心，治理技术对人口的关注似乎就呼之欲出了。

不过，这并不是说，市民社会完全从自由主义中来，生命政治又完全从市民社会中来。这不是时间顺序。福柯曾说：“法律和秩序、国家和市民社会以及生命政治：这就是在长达两百年的自由主义历史中，我设法想要指出的三个论题。”[[19]]生命政治和市民社会是并列关系，况且前面提到，国家理由也可以产生出一套生命政治。自由主义是如何产生出生命政治的，却只能在对自由主义本身的叙述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实践中，由于价格机制的脆弱性和各种干预主义理论的包围，为了保障企业化的社会能够朝着“纯粹竞争”的方向持续运转，能够在一个最低的层次上发挥这个作用的社会政策就颇为重要，其内容包括对失业者的救助、医疗保险、住房政策，这些与人口和生命有关；而在美国，经济学的分析图式通过重新引入对劳动要素的分析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延展，不仅使得劳动者在人力资本的审视下成为了一台“有自己的生命期限和可用期限、有自己的陈旧和老化”的机器，而且使得通过婚姻、教育、刑法来培养和改善整个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些似乎都通向“人口”的概念，通向一种使得“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在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逻辑。如此，“生命政治”的意涵也就若隐若现了：一种按照市场竞争的逻辑、把“生命体”作为其对象的治理技术。这个逻辑诞生的历史就是市场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自由主义的历史。

[[1]]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80页。

[[2]]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9页。

[[3]]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8页。

[[4]]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9页。

[[5]]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3页。

[[6]]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4页。

[[7]] 全民医疗一类的东西随之而来。这可能是通向生命政治的一个点，不过福柯此处没有明说。

[[8]]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5页。

[[9]]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95页。

[[10]] 福柯指出，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缺少国家理论（雷蒙·阿隆曾持这种观点），而在于缺少治理理由。“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到各种治理术的类型之上才能运转。”（见第76页）

[[11]] 说到这里，似乎在暗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阴谋、而不是某种类似“历史趋势”的东西创造出了这一套治理体系。这是误会，因为揭示它多么虚假、多么压制人并不是福柯的意旨所在，重要的是看到一种“可真可假性”。（见第30页）

[[12]] 福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纳粹主义反倒是第一次试图系统地使国家处于弱势，而“以损害国家为代价来赋予政党根本的权威”，即一种政党治理术的出现才是问题的实质。（见第96页）后文福柯又说，“正是这种政党治理术才很可能是极权体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东西的历史起源。”（见第170页）

[[13]]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02页。

[[14]]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99页。

[[15]]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27页。

[[16]]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75页。

[[17]]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81页。

[[18]] 一个粗略的估计：在本书福柯讲述的部分（包括注解）中“生命政治”出现约12次，“人口”约51次，“自由主义”约714次，“治理”约800次。而且“politique de la vie”和“Biopolitique”都被译成了“生命政治”。

[[19]]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