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族劳动论争

◇“家族劳动”的发现◇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 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 missing-link)。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它不是超越历史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家务劳动历史性的提问，成功地明确了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对女性固有的压迫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家务劳动就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没有被市场化的劳动只能停留在“私人劳动”这个层面。(因为无法成为“抽象 劳动”，所以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

eg:洗衣服不能产生任何价值与财富，如果由家庭主妇承担，就不属于"生产性劳动”，而是“消费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无交换价值)
道菲称“家务劳动的定义是“不论城市、农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费用的生产”。而且这个定义将城市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的标准随后运用到了农村家庭之中。也就是说，城市中非农村家庭形成之后，其中所进行的相通的劳动在农村家庭中也开始被称为“家务劳动”。那些“非家务劳动”的生产性劳动则成为“家庭内劳动”。
◇以爱之名的劳动◇
  不论“家务劳动”能否带来金钱上的收入，这都是劳动，因为如果家庭主妇不做的话，就必须找谁来代做。从这点上来看，它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而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unpaid labor）。
在激发女性的不满和愤怒这点上，女权理论可以说是麻烦制造者。埃文思·普里查德焦躁起来——“以前女人们从没对自己的身份有过任何不满。”（私心摘录，笑晕了）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这在女权主义者进行的有关“母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逐渐明晰。“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
    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主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
“家族劳动”的概念先于“家庭主妇”而存在，“家庭主妇”仅表“户主之妻”这一身份地位，因此作为“一家之女主人”的“家庭主妇”进行的劳动，是负责指挥督导的“治家”劳动，这本是保姆、佣人、奶妈的劳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发展了三个概念”：
    （1）父权制（ patriarchy）；
    （2）再生产（ reproduction）；
    （3）意识形态（ ideology）。
这三个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而且它是女权主义者为了对（独立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性统治进行阶级分析而增加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