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形态论，以大洋国为例

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是一幅关于极权主义的工笔画[2]，这不仅由记录了希特勒德国的恐怖的一手材料所证实（Bettelheim），许多“苏联和东欧的异见知识分子……［惊讶于］一个从未踏足东欧的英国人可以如此精准地描绘出恐怖的氛围”（Rodden 211）；而且也为很多政治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所证实。例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的范式似乎是为大洋国特制的，这一范式从如下四个部分对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定义：（1）拥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九八四》中的英社）；（2）支持该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由一个人、一个独裁者来领导（老大哥领导下的党）；（3）发达的秘密警察（思想警察）；（4）对大众传媒和武器的垄断控制，全方位的集中型计划经济（3—10）（在《一九八四》中，三种控制由真理部、和平部和富足部所代表）。
政治学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还定义了极权主义政府的另一特征：“政府会倾其所有强制性力量以改变经济和社会关系、信仰、价值和心理倾向”，清楚表明根据其新理念，“人们只是作为集体的成员才拥有价值”（101）。毫无疑问，这两个政治学家所下的定义与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相一致。甚至更进一步说，如果他们用奥威尔的小说来证明自己的范式，把小说当作一个案例来研究，当作极权主义关键现象的原始资料的话，政治学家们所描述的范式也可视为源自《一九八四》。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奥威尔批评家认为奥威尔的诊断不正确呢？为什么那些在其他方面与伯特兰·罗素和威廉·多伊彻观点分歧甚大的批评家们会认同二人的观点，认为奥威尔的诊断显示了对邪恶事物的迷恋以及面对恶魔的绝望？
为了理解奥威尔难题的这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尽管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和柯克帕特里克提出的范式很可能源自《一九八四》，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制度的描述不可能单单源自政治科学家们的范式。这些范例所欠缺的自然不只是一部伟大小说的情感力量，还有极权主义恐怖的亲历者所特有的对于发现的兴奋，这种充满热情的好奇心让早期的诊断者们与温斯顿·史密斯一起，极欲找出“为何”，而不仅仅满足于“如何”。重要的是，加缪的《鼠疫》、戈尔丁的《蝇王》，还有卡尔·荣格、威廉·赖希、内森·莱特斯、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心理—历史阐释都认同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恐怖的描述：这是一种逐步增强、自行实施的（self-perpetrating）动力机制，显现在“爆发”“连锁反应”“崩塌”等身体和精神疾病“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螺旋意象之中。事实上，许多《一九八四》批评者所忽视的正是奥威尔将极权主义体制的恐怖和破坏性描述为一种恶魔螺旋（demonic spiral），这其实深受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小说的情节正是一个相关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