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心理机制

根据卡尔·荣格的观点：“疯子和暴民都受到无法抵挡的客观力量的鼓动。”结果是，“今天威胁着我们的巨大灾难……是心理性的事件（phychic events）……现代人不再任由野兽、地震、山塌、洪水的处置了，而是受到自己心理中的基本力量的摧残。这是远胜于地球上所有力量世界之力”。(8)（Civilization 235）当奥威尔发现由于信仰缺失，我们转而崇拜残忍的权力之神，而这会引发潜在的心理灾难时，他的观点与荣格的非常接近，后者主张“启蒙运动时期将诸神从自然制序和人类制序中逐出，但这忽略了栖身在人类心灵中的恐怖之神”(9)（Civilization 235，重点为作者所加）。
至于这“无法抵挡的客观力量”的爆发和扩大，许多奥威尔的同时代人用与奥威尔所说的恶魔螺旋相似的术语来描述它们的效果。威廉·赖希在其影响深远的《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一书中，用弗洛伊德式术语来定义这种恶魔螺旋。由于专制政治体制压抑性欲，并引入了一种伪宗教的性兴奋替代物，赖希指出法西斯人格中存在着一种古怪的“施虐狂式的残忍和神秘情感的结合”（137）。当他将施虐狂的欲望归因于性本能受压抑时，也回到了弗洛伊德关于克制与罪恶感之间螺旋式运动的关系这一概念上：每一次自我克制本能驱动力的时候，超我就会变得越来越苛刻，导致愈加强烈的罪恶感，同时反过来引发越来越强的克制。
在其研究法西斯人格的著作《政治态度心理学》（Psychology of Political Attitudes）中，内森·莱特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螺旋的另一种心理学途径。为了解释法西斯施暴者对受害者不断累加的极端暴行，莱特斯让人们注意到德国教育中的专制精神，因为在德国的教育中一个人童年时“针对强大的父亲”的反抗行为“受到严重的干预”（288）。结果，法西斯人格发展成了“强迫型性格”，表现在对弱者“贪得无厌”地进攻之中。莱特斯引用监狱或集中营看守挑中最不可能做出反抗的受害者这一现象为例。他指出，在集中营里“针对相对较弱的目标的侵害行为要常见得多”，并且“党卫军（SS）更倾向于在极端疲劳的人身上施加暴行”。这一螺旋描绘了侵犯的“贪得无厌”，因为“每一次成功的侵犯都削弱了对方的能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后续侵犯行为的可能性”（288—289）。
这是一个相似的永动机机制：侵犯行为逐步升级，自我持续，而作为目标的受害者日益弱势。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的核心特征，在他们的统治下，恐怖不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在极权主义统治初期，极度血腥的恐怖确实扮演着击溃敌人的角色，并有着使其他进一步的反抗无法成功的作用；但是总体恐怖只有在统治初期的困难已经克服之后才会出现，此时政权不再害怕反对势力。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常常听说，如今手段已经变成了目的，但这毕竟只是以充满矛盾的掩饰来承认“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范畴已经不再适用，恐怖已经失去了“目的”，它不再是恐吓人民的手段。(10)（440，重点为作者所加）
阿伦特和奥威尔都证明，在极权主义独裁者的手中手段变成目的。阿伦特的分析和奥威尔小说中的“情节”也是一致的。温斯顿和其他替罪羊之所以受迫害，不是为过去的罪过受惩罚，甚至不是为了防止未来可能的犯罪。恐怖的目标就是恐怖。权力的表现就是使他人受苦。持续不断的无端的暴行以及仁爱部和101房间中体现出的相应机制，都不是讽刺作家梦魇般的病态想象的象征：相反，他们强有力地以文学方式展现了奥威尔对于极权主义体制的“真正秘密，集中营，［以及充当］极权统治的实验室［的行刑室］”的卓越的洞察(11)（Arendt 436）。（奥威尔的深刻见解再一次呼应了阿伦特1950年关于极权主义起源的重要研究。）
阿伦特使用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档案中的大量材料来说明每当独裁者确立了自身地位并加以巩固之时，习惯于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寻求自我利益的局外人都期待针对受害者的恐怖行动能够暂停。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时候独裁者会加大恐怖。因此，正是在希特勒彻底击败了内部的政治对手之后，他开始转向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如果他能够完成“最后解决方案”，有证据表明他已经准备好了迫害其他的替罪羊：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和临终的病人就是他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再看斯大林的情况，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他挑选出了富农（kulaks）；在斯大林去世时，人们发现他计划一个接一个地迫害、驱逐并逐渐消灭国内的少数民族。阿伦特总结出恐怖“是［极权主义］统治形式的本质”（344），是其风格（style）。与奥布兰揭示的关键真相完全一致，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即使已达成其心理目标，仍将继续使用恐怖：其真正恐怖之处在于统治着完全压抑而沉默的民众。”(12)（344）
达芙妮·保陶伊在近期的研究中引入了博弈理论作为理解温斯顿和奥布兰关系的线索。她精确地指出：“掌控和支配另一个人不可能长久；相反，这必须通过不断地重建。正是在权力的行使之中，权力才得以形成。”（235）然而，保陶伊也认为，即使“奥威尔能够成功地让读者注意到第一空降场（Airstrip One）这个地方无法逃避的压迫感……他也不能有效地解释大洋国内部的动态机制，这种机制通往熵的状态”（237）。当她暗示奥威尔的判断并不精确的时候，保陶伊忽视了一个事实：系统倾向崩溃这一熵的原则，实际上内在于奥威尔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讽刺中。的确，控制是一个孕育着自身失败的种子的过程：最终，当施暴者通过摧毁受害者的意志达成自己的目的时，他的能量也就失去了任何释放的出口。正如M.格里芬海格（M.Grieffenhager）所指出的：“极权主义与其他独裁专政不同，它从本质上寻求的是自我分裂，它自身含有自我毁灭的因子。”（56）可能有人甚至会猜测，这里熵的原则、系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趋势，正是恶魔螺旋的反相。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部虚构作品，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中，充分体现了暴行的螺旋上升运动和通过这种螺旋上升运动获得其定义的系统最终不可阻挡地迈向崩溃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戈尔丁通过一群因船难流落到南部岛屿的男孩的行动，展现了这一双向过程的经典范式。独裁者杰克掌握了权力，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为同伴们的困境找到答案的人，他们的困境就是：男孩们在夜里害怕，感到不安全，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死亡的无名恐惧。杰克意识到，只有在进攻时他才不感到害怕。因此，他获得了大部分男孩的支持，他们与他一起去打猎，一开始是猎杀动物，后来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杀死群体中被认为是“外来者”的人。除了在伤害其他人的时候，他们无法逃离被伤害的恐惧，男孩们最初的恐惧如今因内疚感而加剧，而这种内疚感只能通过重复的侵犯行为才能得到缓解，即使只是暂时性的缓解。因此独裁者杰克别无选择，只能让男孩们继续自相残杀直到“烧毁”小岛，即现实中他们自己的心灵，摧毁男孩们的个性，同时也摧毁了群体。
在对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种极权主义进行的深刻诊断中，卡尔·荣格同样注意到了存在于集体之中的恶魔：“如果人们群聚到一起，形成暴民，那么集体人的活力就会被释放，也就是蛰伏在每个人心底的野兽或魔鬼会被释放，直到这个人成为暴民的一分子。”(13)（Civilization 231）同样，就像奥威尔一样，荣格也认识到恶魔的本质是不可遏制的暴行的“连锁反应”：“由于其潜意识，群体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心理活动就像某种失控的自然力量一样在群体中不断盘旋。这样就启动了一个只有在灾难中才会停止下来的连锁反应。”(14)（Civilization 236，重点为作者所加）
在1940年的一篇文章中，奥威尔也说到富有魅力的（charis-matic）法西斯独裁者要求人们盲目崇拜并自我牺牲，对人们形成非理性的宗教力量有着直接的吸引力：“所有伟大的独裁者都通过将不可承受的负担加诸民众来提升自己的权力。社会主义，甚至资本主义也会以一种不情愿的方式，对人民说‘我会给予你们美好时光’，而希特勒对他们说‘我给予你们挣扎、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拜倒在他脚下。”（v.2，29）荣格也注意到“独裁国家相对于资产阶级理性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可以与个人一起吞并宗教力量”（Civilization 218），并且在“神化国家和独裁者”时，宗教“以邪恶而扭曲的形式重新出现了”（Civilization 259）。
荣格同样还赞同奥威尔的分析，指出偶像因其“成功的残忍性”而受到崇拜，但他代表着崇拜者自身受困于恐惧和无力感的镜像。不过，荣格同时也感到相较于追随者，领导者有着“抵抗力最小，责任感最弱，权力欲最强的人很快便会成为暴民领袖。他会松手让所有蓄势待发的事物爆发，而暴民则将以不可抵挡的雪崩之势跟随着其领袖的步伐”(17)（Civilization 219，重点为作者所加）。荣格的追随者安·尤兰诺（Ann Ulanov）也认为“那个成为领导者的人……是群体中最弱的人……因为他缺乏拥有充足力量的自我”（143）。
在这一点上，奥威尔的老大哥与弱势的荣格式领导者有所不同。荣格将他所处时代的伟大独裁者表现为心理虚弱的人，通过无意识地回应暴民非理性的恐惧和需求以获取权力，而奥威尔将老大哥描绘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思想家，研究过20世纪40年代的极权主义体系，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为未来做好合理准备。重要的是，老大哥比荣格描绘的独裁者更加恐怖，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如果老大哥拥有身体形态，那么他就是内党的成员之一，而内党正是一群面目模糊的“执行者”，利用老大哥的形象作为被群众膜拜的偶像。以奥布兰为代表，荣格所说的“恐怖之神”以现代效率专家的沉着冷静点燃了国家机器残酷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