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对弗洛伊德的回应

按照里斯的说法，弗洛伊德的思想并没有引起奥威尔多大的关注（13），保罗·罗赞则认为：“在思想史上，乔治·奥威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似乎是志趣不相投的两个人。”（675）不过，正如第四、八、十二章所提到的那样，即便奥威尔并不赞同弗洛伊德理论中一些著名的推论，他关于人性的观点仍然受到新兴的、从根本上讲是弗洛伊德式[6]的“心理人”模型的深刻影响，这一模型在20世纪头十几年登上文学舞台。第四章中写到，奥威尔不赞同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也不接受人类行为是由潜意识的力量所决定的观点。从温斯顿梦境次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根本上具有道德性的态度驱使着他：他被迫回想起自己在母亲消失这件事上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在那个帮助他理解过去的关键梦境之后，温斯顿做出了一个道德承诺，发誓未来绝不背叛茱莉娅。由于精神正常和道德承诺在奥威尔的词汇中几乎是同一个东西，他承认，当面临中立态度时，心理学常常倾向于将焦点转移到道德问题上的做法让他感到不适。[7]
在评论家们看来，奥威尔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志趣不相投，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呢？有没有一种方法，就像某些评论家做过的那样，可以将这部小说当作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戏仿作品来阅读呢？仔细阅读小说后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只要温斯顿成为自己的心理分析师，他的性格就会成长，自我意识也会不断提升。对精神分析过程的戏仿发生在仁爱部，出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这一过程导致了温斯顿的崩溃，并不是因为精神分析没有用或者有害，而是因为精神分析原来的功能是为了治愈，却被奥布兰恶毒地用于相反的目的，用来摧毁个人的心灵。[8]
奥威尔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加以复杂运用，让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变成动态的，因为这种能量体系在他对极权主义体系的心理—历史分析中非常普遍。奥威尔认为内党与超我是一致的，亚历克斯·康弗特（Alex Comfort）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谈了他的书，我觉得它是反抗独裁的政治宣言。他的回答令人震惊——他说确实是，不过他脑海中的模型和一个精神症患者一样，超我的本质是像老大哥一样的‘思想警察’。”（17）
事实上，内党符合惩罚性、施虐性的超我角色，它通过干预性本能来转移培育自我所需的能量。如前所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中心原则之一是“焦虑爆发或一般来说会引起焦虑的情况是……在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v.20，110），随着被弗洛伊德称作“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14)（v.20，110）而来的是，大洋国的党员们生活在癔症状态中，这种状态可以被导向对“敌人”的残虐怨恨，或者是对领导者的盲目崇拜。威廉·赖希在对法西斯人格的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了弗洛伊德的洞见，论述了神秘主义和虐待狂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宗教和暴政体制都……同时给予了反对性和替代性欲的兴奋”（168）。
奥威尔想象出来的大洋国显然符合弗洛伊德关于性禁忌的观点，这种阐释也被极权主义的历史材料所证实。因此，“希特勒自己承认他的演讲对群众产生了诱惑和性吸引。元首身边的一个心腹曾注意到，希特勒对那些易受别人影响的人或是柔弱的人所产生的影响最大”（Tolstoy 335）。
历史证据证实，在性行为方面强制遵循清教主义和由领袖崇拜引发的，以及为了领袖崇拜而产生的歇斯底里的狂热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关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克里克教授却认为奥威尔对大洋国般现实的描写很大程度上与极权主义无关（“Introduction”120）。通过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严格的性管控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威尔的弗洛伊德分析在这里切中了要害。
诚然，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道德准则允许自由恋爱，但是很明显，性本能是从属于布尔什维克展开革命事业这一主要任务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革命”中，党对性的宽松立场转变为严格抑制和管控的态度，不鼓励计生措施，严格禁止堕胎，离婚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会因破坏行动或某一持异议的成员而遭合法惩治。结果，“国家成了家庭中的一个新成员”。这些新的家庭法规对斯大林恐怖的机制非常重要，这一机制依赖于孩子对父母的告发，以及配偶之间的相互告发（并规定可对12岁以上的儿童施行死刑）。性爱和家庭之爱从属于国家——
是文学、电影和一切艺术形式中永恒的主题。家庭是集体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便有了这些讨论，但是国家无疑是更重要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在1936年的电影《党证》（Party Card）中妻子向安全机关举报了自己的丈夫……这种背叛自己亲人的要求无差别地指向所有的家庭成员。（Geller 286）
奥威尔对这些变化非常熟悉，他参阅的那些关于苏联的书籍中含有详细的记录，例如库斯勒的《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因此，年幼的帕森斯小姐背叛她的父亲，以及温斯顿害怕他的妻子凯瑟琳会背叛自己，这些都不是奥威尔怪异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情节：它们暗示了极权主义独裁政权的核心政策。当然，奥威尔运用了讽刺作家的手法，夸张地让奥布兰吹嘘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致力于消除性高潮。但当小说清楚地写到温斯顿甚至无法梦见离婚（61），茱莉娅在青年运动中不得不否认她的性欲，凯瑟琳除了“履行对党的义务”之外拒绝和丈夫温斯顿做爱（62），毫无疑问，奥威尔影射的是斯大林统治下严酷而拘束的性态度。
当然在现实中，即使是斯大林统治之下，没有人会阻止人们因为互相吸引而结婚，但是私人之间的忠诚、性吸引、家庭之爱和人们对党的忠诚之间存在着重要矛盾。在大清洗时期的逮捕中，那些丈夫被捕的妇女一般会提出离婚诉讼，这样她们和子女便可避免进一步牵扯进丈夫的“异议行为”。国家期待这些妇女展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将对国家的忠诚置于对配偶的忠诚之上。[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任尼琴描写了他在集中营遇到“一群因拒绝与丈夫断绝关系而被捕的妻子”的情形（77）。]
接下来是回应克里克教授的观点。奥威尔关于极权主义统治下性清教主义的分析与历史证据相一致，这也显示出他赞同弗洛伊德关于性禁忌和癔症之间联系的分析。
事实上，奥威尔形容奥布兰“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15)（169），他用现代心理学中的成熟理论去摧毁心灵，而不是去治愈心灵。温斯顿在101房间遭受的折磨透露了党对弗洛伊德重复理论的惊人了解。弗洛伊德观察到，一个遭受了相对较小创伤的男孩，倾向于在游戏中“重现创伤中每一个使其痛苦的印象”（v.20，167）。一个被大创伤引起的焦虑所驱使的成年人，倾向于回到原来的场景中“重复”这种创伤，也就是说，故意去使它再发生一遍，这样“［原先］被迫经历创伤的自我，现在可以主动以一种较轻的程度重复创伤，希望自我可以在这过程中把握方向”（v.20，166）。奥布兰强迫温斯顿面对饥饿的老鼠时，他完全了解温斯顿源于童年危机的恐惧。温斯顿并未选择再次体验这一创伤。这一重复也没有以“较轻的程度”呈现创伤。奥布兰的目的不是让自我主导方向并使其从内疚和焦虑中解放出来，相反，他的目的在于碾碎自我，从而让“病人”产生婴儿般的无助感。[9]
这种从反面对现代心理学的治愈功能加以恶意利用正是101房间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党最伟大的心理学发现，这种发现是基于每种人格都存在着不同的墙、不同的边界这一认识。弗洛伊德将这一概念阐释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个边界，在这边界之外，他的心灵结构无法成功处理应该被处置的大量刺激”（v.20，148）。奥布兰对101房间的描述中包含着对弗洛伊德的强烈效仿：“然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种不可忍受的东西——一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老鼠］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希望承受也无法做到。”(16)（245）
另一个与101房间的隐喻一起发挥作用的、对弗洛伊德的重要效仿是玻璃镇纸的碎裂。在《人格解析》（“Dissection of the Personality”）一文中，弗洛伊德用水晶来比喻心智的崩溃：“如果我们把一块水晶扔在地上，它就会碎掉，但不会碎得杂乱无章，它会沿着晶体裂开面分解成一块块，这些小碎片的边界尽管无法看见，但它们是被水晶的晶体结构预先确定的。精神病人也以类似的方式分裂和崩溃。”（v.22，59）奥威尔在水晶碎裂和101房间里个人心理的碎裂之间所做的精彩类比似乎是受到弗洛伊德这些概念，甚至意象的启发。因为在101房间里每个人的心灵都能被摧毁、被瓦解，它能以某种方式“解开”每个特殊的结构，思想警察抓捕温斯顿时把玻璃镇纸摔碎了，这极生动地预示了“最后一个人”的最大恐惧：他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人类精神”，并不是由于失去了肉体的存在，而是个人的心灵被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