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

体”及其价体系的勢力已不是改革的主要威胁。在消费主义浪潮之下，如今会各阶层都已不再满足于“份饭”，而且也不幻想会再现当年“份”下的宗法式和谐了。然而，“大锅饭共同体”的崩溃却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大锅饭的掌勺者”放下勺子，大家根据建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竞争规则，自由地凭本事“吃饭”。显然，这种方式的前提是以民主改革剥夺“掌勺者”的特权，实现机会均等的公平竟争。另一种方式则是“掌勺者”摆脱共同体传统道德约東，撕下“慈祥家长”的面纱，利用手中权势任意取予，用他独掌的子，把“大锅饭”尽情拨到自己及其依附者的碗里，而剥夺“平民”的“伤饭”并打碎其铁饭碗，使其
    “保护”而“自由”化。显然，这种方式必然导致民主无望，而使中国发生普鲁士式的原始积累过程一一如果“掌勺者”有积累意愿的话。实际上，当前中国改革中面临的斗争，已从新旧体制之争逐渐变成了“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之争。中国的改革如果发生倒退，那也决不会倒退回“大锅饭共同体”去，很可能像德国魏玛共和和日本大正民主崩溃时那样，在因“普鲁土化”灾难而恶化的社会危机中堕入法西斯统治的深渊。
这并非危言耸听，“普鲁士式改革”在中国已成为非常严重的倾向！如今在商品经济之潮疲软无力的陕西、河南农村，鹤立鸡群的“村长楼”“乡长楼”“书记院”随处可见。“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微不足道，而有权的先富起来”已是严峻的事实。集体资产承包经营很少采用平等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