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眼睛和耳朵

在各种形式的调查（historíē）当中，人们都以眼见为实，这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严格地执行这一方法论上的原则，那么的确，只有当代历史才能够成为可能的历史。而这就是修昔底德的立场。修昔底德认为，唯一可以写的历史，那就是现在的历史。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始便着手写这一战争的历史，而且为了写好这部历史，他以“眼见为实”（ópsis）：只有他亲自见证了的事件，才是可靠的事件，当与他同时代的人“提供的报告经不住分析时”，只有“与他同时代的人观察过或者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才被认为是可靠的。“然而，作为历史知识基础的经验并没有被化简为眼见为实，而是以经验提供的情况为基础组织历史知识”。对于过去的事实，那就没有办法说出可靠的东西，而且不可能相信诗人歌唱的那些话，也不能相信古代的历史学家讲述的东西。芬利援引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话，写道：“严肃的希腊历史文本中关于当代历史的内容”，有可能“太简单了……但是并非只是简单地错了”，“希腊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吉本一样，先有愿望，要写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然后再想写什么。是主题选择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选择主题。我的意思是说，历史之所以被写了出来，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需要当代人中曾经见证这些事件的人将事件记录下来。有人可能会说，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但是没有历史学家，没有人献身于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家只能为他那一代人立传，而写传记不是一种职业。”

修昔底德认为，只能写当代的历史，可是奇怪的是，修昔底德却在19世纪被那些认为历史只能用过去时撰写的人推向了古代历史学家的最前列：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对那些认为历史只能是过去的历史的人来说，用现在时撰写历史的修昔底德变成了一种模式。“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只有当时代完全死去之后，历史才能诞生。历史的领域，是过去。”研究历史，那就要去档案馆，完全以过去时的形式，展开长长的事件的链条。
但是今天，事件经过像这样的“驱魔”之后，又以其他的面目“回来”了，成了大众媒体的产品，于是当代历史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然而，“事件的回归”难道不也是眼睛的回归吗？诺拉在写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想表达的，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当代历史可以从象征的意义随着歌德（Goethe）在瓦尔米（Valmy）说的这句话而开始：‘你可以说：我在现场！’”因此，现代历史开始于见证。

第一种历史的形式，黑格尔称之为“原始历史”的形式，是围绕着“我看见”组织的，而这个“我看见”，从表述的角度来看，使“我说”变得可信，因为我所说的，就是我所看见的。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看不见），通过我的话语，变得可以被看见了。相反，在第二种类型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表述的标志被消除了，被禁止了。于是长长的事件的链条从原因到后果，在档案的寂静中展开。虽然没有标志，但是表述仍然以痕迹的形式存在，比如页底的注释标志着“我读过”，也就是说我也读过了，因此，我们都读过了：我是可信的，而且你们可以把我看成和你们一样的人。随着事件的回归，形势变了。的确，如果“我目睹”了事件，这就相当于你们也目睹了。这样一来，我说的，就不再是我看见的东西了，那又何必再说呢？我应该思考的是可见的东西，以及可见的条件：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看见的，问题不是我看见的东西，而是我看见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