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

    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
    ——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
    吴冠军
    健康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政治层面上马处在术政治和生命政治的文又口上：它不是当代数技术的一个“微创”・时具身化了共同体的免疲边界。建立在数字城市性、算法化社会性、大数据主义这三大要素之上的“算法治理”，系统性地级了什对人口的“安全技”，从而大地提升了生命政治所指向的“生命治理”。与此同时，它也无可逆转地造成了共同体“成员资格的重要变化，即“身人向“数字人”的关键转化，而”“余数生命”，则构成了以健康码典范的数字化生命治理的真正挑战。
    【关键词健康码；数字人；余数生命；生命政治；技术政治
    【作者简介]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月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鳴（沪），20209115~122基金项目】
一、透析健康码：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叉口
    健康码是搭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如支信上的小程序，由个人实名认证并填报健康状况（体温、接触史等）；平台端则通过对手机漫游轨迹的定位，并利用大数据打通社区、办公物业、交通口数据）算法比对密切接触人员，尤其是比对既有涉疫情重点人员库，从而完成对个人自主填报之健康信息高度精准并实时更新的动态校验。健康码最终呈现为个带有颜色标记的二维码（表示健康的“绿色根据一个人出入不同的时空场域而自动改变成“黄色”或“红色”，作为个人的健康证明。正是基于这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变色”系统，健康码很快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被用作身份识别系统，成为人们进出社区、办公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个场景的“通行证”。扫码核验、亮码通行，成为了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熟悉的进出程序，这对有效排查疑似病患、控制病毒播散发挥了关键作用。
政治哲学视角：数据语法化，以技术对象的形态，具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
特征：共同体是有边界的
共同体从来是有边界的，我们每个人国际旅行所必须持有的护交通口数据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关签证），就是共同体准入边既有涉疫情重界的一个“具身”。当然，很多时候这样之健康信息高的边界不被看到，而是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在玛最终呈现为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共同体总是以“排除”（ex的“绿色”会 clusion）作为“准人" （inclusion）E的前提。
问题：无法解决“免疫”的生物共同体边界
但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Roberto Esposito认为，即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乃至种族性态肤色的共同体边界，却是仍然无法避免“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免疫”意义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层面上展开。埃氏提出，“共同体"（com munity）直和“免疫体" （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2健康码便正是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具身化了“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脉络中，健康码恰恰处在生命政治{ biopolitics和技术政治（ 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体（免疫体的边界，由当代数字技术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确立起来了。也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构成当代政治哲学两大前沿学脉的生命政治学与技术政治学出发，来对健康码进行一个交叉性的反思。全”
因此：需要交叉界的反思
生命政治学
    生命政治学，依据其奠基人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所分析，是瞄准作为“社会身体”的人口（包括出生率与死亡率、健康状态、人均寿命、社会财富的人口分布等）通过建立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各种“安全技术”（ （techniques of security），生命权力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对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危机或风险，并用总体平衡 overall equilibrium）来确保整体人口的安全。这就是福柯笔下现代性的“治理术”：政治权力不再是威胁性的“使你死”的权力（剥夺生命），而成为保护性的“让你活”的权力（扶持生命）。在福柯之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通过聚焦司法秩序+溢出性的“至高禁止"（ （ sover。 eign ban）这个共同体的“原始结构”（ original structure），进一步推进了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bio political turr）而埃斯波西托则通过揭示出共同体与免疫体的双重构型，将生命政治的目标确定为对共同体“内部”（司法秩序）与“外部”（至高禁止）之边界的保护性维系上：“无论那正等着到来的危险是一种威胁个体性身体（ individual body）的病症，一种针对政治体（ ody politic）的暴力入侵，抑或一种针对电子体（ body electronic）的反常讯息，始终不变的，是危险所被定位的那个地点一一该地点总是在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个体之域与共通之域的边界上。”可以
共同体的三个构成要素
“数字城市性"（ digital urbani）、“算法化社会性” algorithmized socialit大数据主义”big- dadaism），正在成为共同体的三个构成性要素。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
6个根本性变革
    第一，各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将得到智能性的优化。第二，对环境污染、犯罪疾病疫情的预防与整治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提升人口意义上的安全。换言之，共同体的“免疫”能力会得到极大増强。第三，公民彼此的联结以及同各领域负责官员的联结也将得到增强，并使得政府对问题的响应变得越来越实时、系统与智能，“群众路线”将变得系统化、器官化。第四，经由区块链技术整个共同体抵达系统状态的共享真实”"（ shared truth），将有效减少系统中每个参与者（包括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展开合作所需要的信任量，从而极大地提升人际间信任与一般化的社会信任。第五，共同体自我更新的速度大幅提升，能时刻处在不断迭代升级的状态，快速展开“创造性演化”。第六，人工智能算法对大数据的依赖，以及共同体组织化的网状结构（物联网、互联网、区块链），使“数字城市”结构性地具有去领土化”以及“再领土化”趋向。换言之，“数字城市”将结构性地通向“数字星球”。人字
（感兴趣：1、2点）
优势：高效性
摒弃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对流动人口层层上报，基层人员疲于奔命
信息不对称
更关键的是，不同层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不共享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健康人员无法正常流动，合规企业难以复工复产，也为基层工作制造了大量麻烦。
二、转型“数字人”：“隐私权”构成对健康码的挑战吗？
然而，“生命治理”的技术升级也意味着只有成为“数字人”，一个人才能继续获取针对其生命的保护与扶持，并且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只有成为数字人”，他她才具有共同体的“准人”资格。诚如前文所述，作为技术对象的健康码清晰地具身化了共同体的边界：只有经过数字认证（“绿码”），你才被允许进入人际交往的共同体。
问题：无码寸步难行
已经拉开序幕。在当下，指纹识别、面部识别、健康数据采集（各种穿戴型智能设备八器官数据采集（各种医疗检查设备）等，已然成为“肉身人”展开“数字生活”的一组生物性接口。健康码尽管是作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有效“生命治理”措施而问世，但无可置疑的是，它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人转型成“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的技术政治进程。没有健康码，一个人将不再被共同体（数字城市”）所纳入，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他/她将变得寸步难行。
会成为一个长期措施。《财经》杂志2020年6月刊登了一篇题为《健康码能否升级“全能码”：疫情过后，健康码信息是销毁还是保留》的综述报道。在表示“历经此次疫情，健康码确实已经迈出了大数据治理的一大步，无疑对于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治理进行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探索，将健康码的既有成果弃置不用显得可惜”之后，该文转而引述多位政治学与法学学者的观点，建议健康码必须在疫情之后予以取消（而不是予以“升级”），而刻写在健康码中的所有信息与数据，则必须彻底予以销毁。学者们反对健
“隐私保护”的学者论述不足之处：
然而，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技术政治同生命政治正在结合的趋势，没有看到这两者的“合体”所快速推动的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当代转向。
更精确地来说，生命权”是基础性的，“隐私权”是衍生性的一“隐私保护”话语与“生命保护”话语并不在同一个政治哲学层级上。
何以如此？
开端处作为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的奠基者，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论证国家的必要性：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激情，对存活的渴求是人最大的欲望。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每个人与其他每个人之战争”的状态下“人的生命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于是，最符合理性的行动，就是所有人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部分性地将自己“自然权利”让渡出来，建立主权国家利维坦”），使其保护自身的安全。
三、反思健康码：从“隐私权”到“余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