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

前文说到，西门庆作为一个十六世纪新型商人的化身，堪称“经济人”。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也可以被视为“法律人”。西门庆的几乎所有社会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均在法律的名目下或打着法律的旗号进行。西门庆的主要社会活动舞台只有三个：经济事务、衙门和官场。而官场不过是经济与法律的交汇点或结合部而已。换句话说，《金瓶梅》中的官场，不过是官员们通过衙门和法律赤裸裸榨取利益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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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看，《金瓶梅》的世界，就是一个礼法世界。官场迎送之礼，尊卑贵贱，等级分明；家庭生活，宗法俨然，礼数周全；人情往来和待人接物也颇有敬让谦抑之风。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身居闲官，每次见到妹妹，都以“姐姐”相称。他尊称妹婿西门庆为“姐夫”，西门庆受之若素；西门庆称自己的女婿陈敬济为“姐夫”，敬济也坦然受之。至于称弟为哥，称哥为爹（仿佛人人竞相自轻自贱），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几为通例。这大概是山东清河一带，世代相袭的成规礼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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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主旨之一，在于揭露礼法的废弛、混乱与衰颓。但它并未直接描写礼之不存、法之缺失，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铺叙礼法的崇隆和森严。作者通过礼之伪善、法之矫饰，来揭示世态之乱象丛生、人情之凉薄险诡、道德之颓朽衰败。因此，《金瓶梅》与其说着眼于对礼法、道德状况进行严厉批判，还不如说，它要向我们展现的，其实是“名实分离”。那些掩盖在礼法表象之下的真正内容，一旦敞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才会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金瓶梅》这么写，固然有修辞和技法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名实分离”的状况，正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法、伦理和道德，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已足以构成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