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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敏锐观察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思想家们不愿意让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原因。毕竟，代表人民，代替他们发表意见，正是战国思想家们自我赋予的使命。通过当“人民”的代表，士人垄断了被杜维明恰当地描述为“最可普遍化的社会相关性（即人民的情感）”，因而他们把“民情”看作自己阶层至关重要的资产，不容许未受教育的大众自己代表自己而言。将平民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并自我宣称为“民”的保护者，对于知识阶层成员来说，是基于最大利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