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主义：艺术的终结与开始

“情境主义国际”由居伊·德波创建于1958年，它源自于两个先前创立的文化小组——波特拉齐小组(Potlatch)和意象主义包豪斯国际运动(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Imagist Bauhaus)。20世纪50年代萦绕着这两个“情境主义国际”雏形的问题是，艺术终结之后文化的角色是什么?宣称艺术终结似乎是不祥之兆。怎么会断言“艺术”已经“死亡”?德波和情境主义者有非常特别的想法，他们正仔细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艺术，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显然丧失了震撼力，它反而变成常见的、非威胁性的某种东西。曾经具有挑衅性的先锋派在20世纪文化的经典中找到了值得尊敬的位置，艺术变成“体面的”(presentable)。情境主义者认为艺术和社会名望是以相反的目的发挥作用。自从19世纪以来，艺术发挥着现代社会“良心谴责”(bad conscience)的功能，它揭露了社会整合的虚伪、奸诈和罪恶。既然先锋派变成经典的，那么人们到哪里找到一个能够充当其社会批判角色的替代者呢?
因为德波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以他试验了各种令人想起达达主义(Dada)的“反艺术”形式，由此希望复活文化的社会批判功能。1952年，他的电影《为萨德疾呼》(Howlings in Favor of Sade首次上映。随着屏幕游移于没有影像的黑白背景之间，精选的语录和理论的趣闻时不时打断没完没了的沉默片段。“电影艺术死了。电影不再可能，”一个声音在开场的连续镜头中宣布。“如果你想的话，让我们进行一场讨论吧。”120分钟后，观众离去了。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情境主义者在巴黎圣母院制造了一起丑闻，当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扮成一个牧师，虔诚地登上了讲坛，以尼采的方式惊恐地宣布“上帝死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新达达主义的挑衅缺乏特色——只是“艺术终结”观点的枯燥乏味的图解而已。这需要不同寻常的策略。要是艺术消亡不服从审美的解决方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反之，要是问题只有借助“激进的政治变革”(radical political change)才能解决，那又该怎么办呢?
20世纪60年代，情境主义者的聚焦点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他们不再抱怨当代文化的缺陷，而是开始探求激进政治的历史基础和哲学基础。除了科恩-邦迪的无政府主义外，情境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将变为对“五月风暴”积极分子产生最重要理论影响的理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