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转轨》

     
鲁迅之死 
周扬
由于周扬死前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好像也不记日记，他本人的复杂一面，可能将永远停留在人们对他的相当矛盾的“他述”上
张光年承认，周扬的阅读很广泛，也注意创作现状，爱护和支持作家的创作。周的英文很好，很注意搜集国外的美学理论。
对欧美当代的文学思潮，他不是一概不知，更不会一概鄙弃。他读马恩的书，直接读的是英译本。像他和胡乔木那样的文化素养在党内是少有的。
因为他作为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组织者，要具体实施和落实最高层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规划。文学史书写，就是这种规划的一部分。
周扬1949年7月2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他解放后对鲁迅所做的正式评论。这种评论明显留下了“规划”的意图和痕迹。他说，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政治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艰苦的探索和努力。这种“以鲁迅为首”不是简洁的比喻，其重要性是它建立了另一条撇开胡适、周作人等历史作用的现代文学史线索。这条线索显然由于建国的原因，而获得了“正统地位”，被人视为文学史的主线。
人们由此想到，“五四”——“鲁迅”——“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历史链接和叙述框架，尽管最早出自这篇文章，但它实际反映出最高层对那段历史的基本规划意图。
周扬把鲁迅与五四运动否定中国旧文化的偏激加以甄别，肯定了鲁迅对五四传统的“超越”，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很受果戈理、尼采的影响，但到《呐喊》《彷徨》却是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了。
他告诫人们，“不要认为鲁迅抛弃了民族传统，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继承了民族传统”
在我看来，这种规划的目的之一，不是让文学经典化按照它本身的逻辑发展，而是要将经典工作纳入规划允许的范围。它的效果是，把鲁迅对人民群众结合的部分予以强调和扩充，将他身上那些不适应性的因素通过甄别清理出去。
由于启动了“当代”对“现代”的历史重评，我们便可以看到很多现代重要作家不再列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这一“文学史真空”就需要具有同等分量的作家去填充，这是“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被经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否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在一个时期内是检验中国现代作家是不是真正在思想上跨入新中国门槛的试金石。但因为不少作家的创作都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所以需要把作品的“发生史”与“社会主义解释学”拉到一块儿来。 
在他看来，老舍是改造自己并很快实现“转型”的一个典型。老舍解放后在创作上显示出的积极和主动，都说明他确实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了。为此，周扬亲自撰文《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予以表扬 
这种矛盾既来自“当代”重评“现代”时的种种困难，它们之间的历史阻隔，两套不同话语的互换、磨合问题，同时还来自重评者早已形成的“文学积淀”，这种积淀就曾影响到周扬面对经典时的某种理解的方式，比如他的“专家意识”“文学遗产意识”“大作家意识”等等。有时候出于“爱才”，而对某些“著名专家”的“网开一面”就是其中一例。
周扬又决定将冯友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出版。
1978年，郭沫若病重时，周扬到病房与之长谈，称赞他：“您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 
洪子诚教授希望人们了解周扬与他周边历史关系的复杂性。他认为，周扬虽然很长一个时期内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阐释者自居，但有时候，他的文艺观点与胡风、冯雪峰等人的看法又比较接近。
王瑶
因为政治人物是无法完成对一些作家的经典化指认的，政治话语只有落实到学术层面并被隐蔽地转换成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文学史话语，经典化的生成才有可能实现。
不同流派和集团之间的人事关系，也许远比这种叙述要模糊和错综复杂，那些浪漫随意的文人的大脑里从未产生过这么明确的“当代史”意识。
至此，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与《新民主主义论》历史叙事的接轨，并入政治轨道，从而完成了对原来那种众声喧哗的现代文学史格局的整顿。
王瑶的研究结论也明显取法于“思想”是否“正确”这一政治思想准则，尽管他对作家创作个性的掘发，对作品的细读功夫令人惊叹。但由于前者的“限定”，我们不能不说他在书稿中所完成的明显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换言之，由于前者被作为唯一的判断尺度，后者的叙事空间已经十分窄促，面貌已被扭曲，它的文学史价值因此而有了被怀疑的理由。
1940年代，清华教授闻一多、朱自清身上浓厚的书生意气是颇被世人赞赏的
闻、朱在艰难世事中的精神自守，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1940年代的又一次复活。
现代文学研究各家
黄修己指出：“1955年前后，这是建国初期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由于建国初期各条战线的重大成就，使得中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广大人民认为中共不仅是夺取政权中的胜利者，而且更是改变国家面貌的保证，只要跟定共产党，便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歌颂党的领导是主旋律，而且在文学史上，同样会注意突出中共的领导作用，描述在其领导下文学战线上的胜利。
他把鲁迅等作家的思想追求置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分析和发展的预言当中，再通过具体作品的剖析，去证明这一预言的历史正确性
由于解放初期意识形态岗位人员奇缺，国家陆续地将受到信任的文科教授抽调充实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因此，从解放区迁来，有三百多教职员工之众且人才济济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院，就这样被“蚂蚁搬家”的方式弄空了。
王瑶是要改装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叙述装置，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改造五四话语的话，那么张毕来和丁易则是要拿出“鲁郭茅巴老曹”这份主流作家的名单，进而对“现代文学”做“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这一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区分和命名。
刘绶松研究现代文学史用字之简洁、眼光之深湛，来自他长期研究《文心雕龙》的心力和文字功底
在解放初年的鲁迅研究中，刘绶松文学史的主要贡献是把他确定为“战士”。这种经典化的意义不能小觑。因为，经过这种特殊的历史叙述，鲁迅就从一般先进的作家的框架中走出来，而进入到中国革命的阵营当中
六 文学史方案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指出的：结果历史总是成为战胜者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有助于认定上帝的意愿是要在欧洲逐渐形成一种更加高级的文明状态。
但它没想到要控制文艺家的文学活动和日常活动，没有与大历史相联系的明确意识。就是说，这些“文学组织”只是在“文学圈子”中活动的，尽管有“文学势力”“文学权力”的野心，却没有想到要对整个文艺界实施“文化领导权”。上述历史动向，显然意味着1917年以来的“文学史”的重要改写。“组织”的形式和思维方式（其实是“特殊权力”），将会渗透到文学史之中，它还会对研究文学经典、文学史的方法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他们后来都不愿意记录这些丰富的生活，未像胡适博士成名后刻意整理他的《留学日记》，有心为世人留下一部个人“信史”，这就使我的研究充满了曲折。
郭沫若运用他在文坛之争中擅长的修辞能力，创造出几个著名的形容词：红、黄、蓝、白、黑。红、黄色指沈从文，蓝色指朱光潜，黑色指萧乾，
这种人生故事的起承转合，多少缓和了前面郭氏决战的严厉之态，它似乎还增添了一点点家庭生活的庸常本色，让我们理解郭沫若真不容易。
茅盾则适时使用了《赞颂〈白毛女〉》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标题。在文章中，他一改创作小说和文学批评时的自律严谨，使用了排比句
这样的证据与反证在现代文学的文献库里实在储存得太多。然而，我觉得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将文学道德化，或把道德文学化的做法，都是不理智的。
我以为萧、郭二人的不同，恐怕在于他们是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看待文学的转型的。而今天，由于人们更愿意从文学的层面认同当年的批评者，这就使萧乾的观点陡然升值，郭沫若的观点迅速贬值，从而遮蔽了后者与国家民族关系之间那种多维度的复杂性
经历八年颠沛辗转的抗战生活，老舍发现自己的最爱仍然是脚踏实地和务实的日常生活。他曾声称：“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
巴金精神生活的价值取向是书卷式的，不像鲁迅是那种贴着现实生活的沉痛和清醒。
像早年中国很多想入非非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一旦现实发生巨变，他们也会跟着完成断裂式的人生转型，他们思想的转变不像一般人那么拖泥带水。
1949.7《我是来学习的》巴金
住在上海的花园豪宅的作家，深信这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他的无政府主义对现代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忽然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运动”发生了奇怪重叠。
他不禁联想到在苏联和东德集体农庄参观时的情形——报上天天宣传的共产主义“远景”，好像一下子拉到了眼前——这对身居大上海，每天只知喝牛奶却不知牛奶来处的作家来说，将是一种何等新鲜的刺激！而它对作家储蓄在精神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又是怎样一种热烈的指认和响应！
国内外观察家注意到，尽管国家给予郭沫若“伟大的”和“下半旗”等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最高的评价和政治礼遇，但对他的“历史定位”却是“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有意思的是，虽然他模仿已故领导人的做法，把骨灰撒向“大海”或者“大地”，可他仍然没有走出文人的边界——在世人眼里，他还是当代文人集团中的一员。这说明，自他投身政治运动之日起，现实就为他规划了思想和文学的活动范畴：“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按照盖棺论定的习惯，评价对郭沫若一生极其广泛而复杂的思想文化活动作了“剪辑”性的处理，通过剪辑，广泛性和复杂性被大大简化了。同样，“剪辑”也是1970和1980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叙述方式，它要求社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符合“团结一致向前看”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要求人们“忘记过去、面向未来”，于是，对“文革”的全民族反思一直没有，实际也不可能真正地展开。1990年代，历史就这样在自我遗忘中一步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通过郭沫若的追悼活动，“历史”的一页在人们没有觉察之间被翻了过去。
值得探究的还有“沈雁冰”和“茅盾”之间的微妙差别。沈雁冰是他的姓名，而茅盾是他从1927年起开始使用并保持终生的笔名。笔者注意到，他1949年后发表的所有与文艺有关的文章、文集和发言，署的都是“茅盾”二字。他在公众场合（包括工作证、病历证和各种填表）中，则一律都署上“沈雁冰”三个字。前者表明他是一个作家，后者是他社会身份的证明。如果说，请求“恢复党籍”与“追认”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惯例上的、合理的时间差的话，那么，“姓名”与“笔名”之间显而易见的“命名差”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姓名代表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笔名象征的是一个文学的世界，现实世界是茅盾的“现实存在”，文学世界却具有较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两个人称或说两重世界在茅盾身上的交叉与叠合，仅仅是出于“偶然”还是“巧合”呢？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沮丧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