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时期

诽谤、屠杀、暗杀，一系列无耻的行径削弱了整个的中国上层社会。由于权力利益的冲突、暴力仇恨与世仇和对财富的不断争夺而分裂的上层阶级无限制地压榨、欺凌农民百姓。当农村陷入更严重的混乱时，农民阶层没有任何依靠，在沉闷的不满中等待着集体反叛的时机。
在危机期间，反思的中国人反省他们的国家和社会的遭遇，思考他们所过着的不安定和不满意的生活。他们试图诊断时代的病症并寻求药方。在探索重估汉代价值和制度的初期阶段，他们推进了对汉代儒学的自然主义批判，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汉代思想制度综合体提供的所有有关秩序、层级和稳定的原则。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儒学的人性化，脱去了汉代早期形成的宗教的和象征性的赘物，寻找一个新的内在的宇宙秩序原则，关注个体的人希望从中理解认识自身的道路。在这种需求下，许多思想家转向了长期被忽视的道家“经典”《庄子》和《道德经》。正是中国思想的这种传统——最初用以精炼和革新儒学——成为约公元250年以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