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刺猬与狐狸

Isaiah Berlin写托尔斯泰的The Hedgehog and the Fox。虽然知道先读评论然后才读作品，态度不太正确，但是，实在抵受不住诱惑。著名思想家谈著名文学家，肯定是火花四溅的吧！而且，我刚又买了狐狸和刺猬公仔，如果不知道背后的思想脉络，也就有点见不得人了。
这本小书，本来是一个演讲的内容，1951年首次发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伯林说，把作家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开头只是一个游戏，不过渐渐地发现，这对比喻颇能引发深思，便继续发展下去。他当然明白这种二元思维过度简化，事实上许多人同时兼具两者的性格，差别往往只是程度而已。所谓刺猬的特质，就是一个坚决的一元论者，相信世界纷繁的表象背后，存在一个一致的、统一的系统或者原理。这个统一的东西，可以是宗教上的神，可以是思想上的本质，或者社会经济学上的法则。代表性的例子，包括柏拉图、但丁、黑格尔、马克思、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相反，狐狸是个弹性的多元论者，甚或是没有任何明确思想信念的人。他们注重的是生命和世界的多种面貌，可以同时在不同层次思考和理解事物，接受异质的东西，而不强求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找出或强加一套贯通一致的理念。这方面的例子，首选是莎士比亚，还有希罗多德、歌德、普希金、乔伊斯等等。好了，来到这篇长文要讨论的主角托尔斯泰。究竟伯林认为他是狐狸还是刺猬呢？答案相当耐人寻味。他认为，托尔斯泰本性上是狐狸，但却想扮演刺猬，或者以为自己是刺猬。整篇文章，就环绕着这个观点作反复论述。
为什么托尔斯泰是狐狸？这一点似乎相当明显。谁都会注意到，托尔斯泰的写作天才，就是把大世界的繁多人物和事态，非常细致而生动地重现出来，令人感到如在目前，恍在其中。这是受到他的小说所感染的读者都有的感觉。他能够写出性格和背景极为不同的人物，而且同样具说服力。没有狐狸的敏锐和多变的能力，这是没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伯林指出，在这种大千世界写实呈现的背后，托尔斯泰其实竭力寻找某种统一的东西。这也是他后半生成为了万人景仰和追随的精神领袖的原因，也即是他自己建立的以纯朴的俄国农民为模范、行耶稣爱人的道路、主张对邪恶实行不抵抗的宗教生活方式。只是，就算如此，托尔斯泰到临终还是没有找到真正带给他内心平安的那个终极理想。
托尔斯泰的“狐狸性”，不只见诸他的小说人物描绘力，更见诸他对既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拆解。传统基督教信仰，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俄国东正教，在他眼中都是错误而荒谬的，是完全违背耶稣的教导的。至于西欧的哲学思想，或者新兴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全都只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解和扭曲。对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他大概并不反对，不过也许亦不觉得对人类的福祉有什么用处。至于把科学方法用在人文学科（例如历史）上的企图，他不单是极度怀疑，甚至是彻底地不认同的。托尔斯泰自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缺乏“正面的思想”。没有一样现成的东西，是他能毫无疑问地支持和接受的。在他强大的思维和批判能力之下，所有信念都被瓦解。可是，真理并不会在谎言瓦解之后自动出现。而托尔斯泰又偏偏是个渴求真理的人，也即是一只刺猬，所以他难免陷入虚无的痛苦之中。
伯林这篇文章主要想讲的，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展现的历史观。你应该知道，这本小说是关于拿破仑侵俄战争前后的事情的。小说分为日常生活和战争描写两个部分。日常生活的部分，是历来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里面描写的人生百态和生活风貌（例如贵族生活的种种细节，大型舞会和宴会场景等），特别是几个年轻主角之间的爱情，都看得人神往迷醉。就算是写战争的部分，也受到很多读者的赞赏。许多曾经亲历沙场的人甚至认为，托尔斯泰是唯一能写出战争的真正面貌的作家。但是，伯林开宗明义地指出，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滔滔不绝的战事分析，和他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历史观点，却一直被忽视，甚至是被嘲笑和轻蔑。评论者要不就是索性不提，要不就是断定这些段落是白璧之瑕，无稽之谈，肤浅之论，或者是多余之举。照我们中文的说法，就是画蛇添足了。
那么，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是怎样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对既有的历史研究方式的否定。主流的历史其实都是政治史。历史不外乎是少数所谓政治领袖所创造出来的局面。所以，就一八一二年的法国侵俄战争而言，重点是分析拿破仑的政治野心和军事策略，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应对方法，再下去就是将军们的布阵和统领能力了。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力竭声嘶地批判这种简化的、臆测式的历史研究方法，认为由此得出来的结论都是错的。相反，他坚持在战场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将领所下达的命令，几乎都没法送达前线，更莫说执行了。在大本营里，那些自以为运筹帷幄的军事专家，只不过在自欺欺人，对大局毫无促进作用。越是处于决策高层的政治领袖，便越是远离事实的真相。唯一最直接地接触到战争实况的，就只有前线的士兵。问题是，在连绵数公里的野外战场上，连士兵也不知道整体的战况如何，只是盲目地谋求生存而已。到了最后，战胜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士气了。就算是人数少的，死伤多的一方，只要有士气，就是赢家。
战场上的状况可以直接比拟作历史本身。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要掌握够多和够准确的资讯。但是，历史跟战场一样，在发生的当下的迷雾中，没有人能清晰地纵观全局。在过后，已经流失的大量资讯更加没法重组。结果便任由某些专家根据某些站不住脚的理论和片面的资料去加以扭曲和胡诌了。这就是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历史著述，几乎都无法得到托尔斯泰信任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他决意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即是小说的方式，去重写这段历史的原因。问题是，小说难道可以比历史更接近真实？他相信是可以的，至少在写作的时候。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先设的立场和理论，而是生命本身的实在性，经验本身的多样性。因此，他试图用繁多的人物的经历去重现历史。历史的真实，只有在当下经历过它的人自己才知道。没有一个高于一切的历史学家，可以为每一个个体经验者下定论。这就是托尔斯泰最“狐狸”的地方吧。
可是，把理念还原为个别真实体验，却难免失诸零碎和混乱。科学如果最后只是个别事实而没有普遍性，也就不能成为科学。因为托尔斯泰同时是一只刺猬，所以他不能满意于这样的状况。他尝试在事例中寻找真理，但却发现事例就只是事例，而且掌握更多的事例或资讯，并不能增加对事态的掌握和操控，相反却只会令人变得更加无助。为什么呢？因为托尔斯泰相信的，是网状的、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回到战场的例子，战况的发展是没有任何人能计算和预测的。它是无数的微细事件和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要逆向地追溯和拆解这个无比复杂的关系网，除了全知神之外，人根本没有可能做到。历史和个体人生也一样，都是由这种无限的交互关系所产生，任何概念化的解释都只是一厢情愿或者别有用心的扭曲，距离事情的真相何止十万八千里！
历史的英雄论或领袖论，假设的是在历史事件背后，最主要的因素和最大的动力，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且是少数重要人物的自由意志。但是，这正正是托尔斯泰要拉倒和打破的看法。在《战争与和平》中，最大的丑角是拿破仑。他不但是个入侵他国的野心家，他更加是个不折不扣的愚庸无能之辈。他一直以来的军事成功，绝非因为他的英明神武，而完全是由于历史大势，也即是那张无法拆解的关系巨网的使然。小说中的真正智者，是俄方的老元帅Kutuzov。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比拿破仑更优秀的军事家，而是因为他懂得以直觉去应对那无法理解的巨网，在形势面前知所进退，几乎毫不作为便把作为过多的拿破仑打败了。这真是颇有道家的味道呢！
可是，打破了英雄论或意志论的历史观，得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什么时代精神、历史规律或者演化法则，而只是一堆个别的经验，一堆没有意义的资讯。更讽刺的是，托尔斯泰认为，就算是掌握到更多的资讯，结果也是于事无补。真理不会在大量的资讯里自行浮现。相反，根据伯林的分析，更多的逆向追溯和拆解，只会更明显地暴露出，个体在整个巨大关系网中的被动性。自由意志的假象消解，呈现出来的只是命运的决定论。在这里，伯林以高超的文笔洋洋洒洒地发挥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内在矛盾的见解，我就只能在这里paraphrase一下：
“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我们所知越多，事情便越显得必然和注定。因为我们越清楚知道事情发生的条件和前因，我们便越难去除相关的处境，而做出其他可能发展的假设。这也即是说，我们就是我们，我们生存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而这个情景有它既有的物质、心理和社会特点。我们所想，所感受和所做的，都早已被这个情景所限定，当中包括我们想象其他替代可能的能力。对于过去我们可能作出的不同选择，我们的想象力和推算能力很快便去到极限，因为我们用以想象和推算的思想本身，以及行使这思想的语言和符号，其实都是我们身处的世界的产物，也因此已是被决定的。我们身处有着如此特质的这个世界而非另一些世界的事实，限定了我们运用的意象和概念思考的能力。一个太不相同的世界，在实证上是几乎无法想象的。有些人可能更富有想象力，但是，它始终有个尽头。
“世界是一个系统和网络：假设人是‘自由的’，就是假设他们能在过去的某一点，采取跟他们已采取的不同的行动。这也是假设，那些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会带来什么结果，以及世界会因此而变得怎样跟现有的世界不同。这样的方法，在诸如下棋之类的人为的、纯推理的系统中，已经十分困难。如果要应用在现实世界的模糊而丰富的材质上，利用因果律和或然率的知识，去设想一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和行动，将会如何改变后来的现实的整体，你就会发现，当你深入到越来越微小的细节，你要拆解的关联就会越来越繁多和复杂，直至无穷。到了最后，你的思想会陷入混乱和瘫痪。结果是，我们对事实及其关系的知识越是丰富，我们便越难以设想另外的可能；我们思考和形容世界的用语越准确，我们现有的世界结构便越固定，而我们的行动便会越显得不自由。认识这些想象和思考的界限，让我们直面世界的无可改变的统一模式。当我们承认我们对这个模式的认同和服从，我们才能找到真理和平安。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是极度严谨地实证、理性、坚定和现实的。但它背后的情感因素，却是源于对单一生命观的热情渴求，也即是一只狐狸死心不息地坚持用刺猬的方式去看世界。”
伯林的英文真是繁复，句子很长，理念挤得密密麻麻，甚至是有点唠叨。某方面，跟他讨论的对象托尔斯泰，其实是颇为相似的。单说理念的内容，我觉得用现在一半的篇幅，已经可以说清楚。但是，他反复地用不同的句子和说法去申述相同的观点，却好像细心地慢慢打磨一块宝石，令它产生许多面的反射。也许，感染或说服人的，除了道理，还要讲究“文气”吧！读到后来，我有点不太肯定自己在读的是关于托尔斯泰，还是关于伯林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当中的所谓历史观或世界观，不也同时是一种人生观吗？人生的历程，不就是一部微型历史吗？个人的经验和过去，不是跟历史一样，由无数的细碎小事所组成的一股因果网络，而表面上看到的个人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决定，可能只是假象。我们赋予自己的人生（或者他人的人生）的解读，不过是通过一些简化的价值或理念所虚构出来的故事。诸如个性、品格、学识、嗜好、理想、信仰、欲望、爱……我们根据这些模式，从记忆的资料库中选取合用的例子，去编写我们自以为真实的个人历史。如果按照托尔斯泰（或者伯林所理解的托尔斯泰）的说法，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问题可能不是，自己究竟是狐狸还是刺猬，而是，自己究竟想用狐狸的方式，还是刺猬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经验和记忆。我们想见到一个（强行）统一的自己？还是一个（任意）游离的自己？我们应该坚守信念，还是纵浪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