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討論 Julian Barnes《时间的噪音》

这次是他今年新出的The Noise of Time。依然是那样的优雅、睿智、精巧和节制。这本书可以纳入biographical novel的类型。小说的主角是苏联作曲家Dmitri Shostakovich。你应该没有怎么听过这位作曲家的音乐吧。在读小说之前，我对Shostakovich的认识也很有限。唯有一边读着，一边上网找他的作品演奏录影和录音恶补。老实说，对于20世纪古典音乐，并不是立即就懂得欣赏的。就连古典音乐教养甚深的Cluedo君（忍不住学你这样叫他呢！）也觉得不易亲近。当然，会被柴可夫斯基感动的听众，大概会对萧斯塔科维奇缺乏耐性吧。
你知道，我很少看政治小说，也很少从政治的角度看小说。The Noise of Time虽然不是政治小说，但却肯定是关于政治的小说。生活在20世纪共产苏联的萧斯塔科维奇，怎么可能跟政治撇清关系呢？但是，要以政治来总结萧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不但过于简化，简直就是对作曲家的侮辱了。Barne想做的，当然不是什么“还萧斯塔科维奇一个公道或真相”之类的事情。我没有读过萧斯塔科维奇的传记，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但是，我却感觉到，Barnes尝试用小说的形式，去把握某些“真”的东西。那不是事实上的“真”，而是艺术上的“真”。
艺术上的真，本身也是一件极难说，甚至是没可能说清楚的事情。历来已有不少人大谈过“什么是艺术”。托尔斯泰便写过一本叫作《什么是艺术》的书。他老人家当然是反对“纯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但也绝不认同艺术服务于政治。他认为艺术应该是朴素的、单纯的，与广大的老百姓（他所珍爱的俄罗斯农民）的情感相通的，促使人追求美善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复杂的、高深的、形式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以至于知识分子的艺术。那即是几乎反对大部分的艺术了，包括他自己前期所写的长篇巨著。20世纪的乔治·欧威尔的看法同样简单直接，但却属于另一极端。他认为艺术无他，全都是宣传。没有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当然，20世纪（特别是上半）在西方最流行的，依然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不为什么的艺术”，也即是艺术超脱于一切非艺术因素的束缚，拥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吧。
在音乐上，从苏联逃出，流亡西方的Stravinsky可以说是音乐现代主义的代表。不过，萧斯塔科维奇又何尝没有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一生最崇敬的同代音乐家就是史特拉汶斯基。也许，说是受到影响并不对。现代主义是西方艺术家在20世纪初期不约而同的艺术取向。就算是在高举“为人民而艺术”的教条的苏联，像萧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另一位是Prokofiev）依然是现代性的孩子，并且要为此“原罪”不断地付出代价。
然而Barnes所说的“时代的声音”，并不是指这股艺术思潮。相反，他说的是几乎淹没一切的政治和强权的声音，所以其实是“噪音”（noise），又或者可以说是“时代的喧嚣”吧。讽刺的是，正正是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当时被苏联统治者批评为“鸭叫、猪号、狗鸣”，刺耳的“尖叫”，混乱的、神经质的、粗野的、低俗的、变态的、形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品味。1936年，在《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不署名评论文章，直指萧斯塔科维奇之前大获成功的歌剧Lady Macbeth of Mtsensk为“muddle instead of music”。据说这篇文章有许多文法上的错误，而谁的文法错误是没有编辑敢纠正的呢？那当然是斯大林了！萧斯塔科维奇立即知道，自己的时间已开始倒数。
小说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富有戏剧张力的情景开始——为了避免发生在深夜于家人面前被警察强行拖走的场面，他决定自行收拾好行李，穿着整齐，通宵站在升降机门外，等待被捕的时刻来临。他如是者等了十个晚上。也许纯粹因为幸运，这次他奇迹地避过了一劫。他并没有被捕，也没有面对接续而来的审讯、定罪、囚禁或枪毙。但是，其实他已经受到了惩罚。他的音乐自此被严厉打压，许多都被禁止演奏。一个作品被禁止演奏的作曲家，就等于一个活死人。更重要的是，他饱受了恐惧的折磨。他的意志被权力所压碎。他明白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只能在强权之下苟延残喘。
虽然写的是萧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但The Noise of Time一如Barnes的其他小说，篇幅不长。他选择集中于萧斯塔科维奇生命中的三个关键事件。在升降机前等待被捕，是第一件。第二件发生于1949年。经过二战时期为了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而变得比较宽松的政策，战后萧斯塔科维奇和其他音乐家又再次受到严厉的整肃。可是，1949年却发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逆转。当年3月文化界及科学界争取世界和平大会在纽约举行，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的势力，决定派当时在西方最知名和最受爱戴的本国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为代表团主要成员出席。斯大林还为了此事亲自打电话给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不果，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务，换来的是斯大林亲自取消对他和一些音乐界同仁的制裁。不过，他也深知此行一定会以灾难告终。就算去到海外，他也只是一只棋子。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但是，外面的人并不明白。就算是同情者和支持者，也没法理解他的处境。
萧斯塔科维奇受到西方乐迷热烈的欢迎，但是，也受到敌对阵营尖锐的为难。他天真地以为，他只要把任务敷衍过去便可以了事。他连官方为他准备的讲稿也没有读完便坐了下来，但是，演讲的英文版却由传译员全文读出。他翻看稿件才发现，里面有许多他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特别是对他所崇拜的史特拉汶斯基的批判。最大的屈辱来自受美方指派的同乡纳博科夫（音乐家，小说家纳博科夫的表兄弟）的责难。纳博科夫当面向萧斯塔科维奇问了一系列问题，为的只是要他在公众面前，承认他是完全服从于极权统治者的走狗。最为难受的，是他被迫公开否定史特拉汶斯基。那就等于否定自己的音乐信仰。
善意的西方支持者也许始终相信，萧斯塔科维奇只是在强权的胁迫之下，才会说出言不由衷的话。他们在他入住的酒店房间的下面，架起了安全网，举起了标语，向他发出呼唤：“肖斯！跳下来吧！”好像只要他纵身一跃，他就可以逃离牢狱的困锁，得到梦寐以求的自由。西方的人权分子就是这样的一厢情愿。他们不知道，或者不理会，这样做对萧斯塔科维奇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萧斯塔科维奇当然没有跳下去。不单因为怯懦，也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留在西方。他情愿带着巨大的耻辱回到苏联去。
然后，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台。政治融冰了。一切好像都变得宽松起来。可是，萧斯塔科维奇的磨难并未终结。相反，他人生的终极考验即将来临，而一切将会以最大的耻辱结束。1960年，他被委任为俄罗斯作曲家联盟的主席。萧斯塔科维奇没有拒绝的勇气。又或者，他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在时代面前，个人往往身不由己。他成为了苏联共产党员，作曲家联盟主席。他获派车子和司机，享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签署了无数不是他自己写的文件和声明，他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工具。他的意志和尊严被彻底地摧毁。他前所未有地鄙弃自己。据他儿子的忆述，他只见过父亲两次流泪，第一次是母亲逝世，第二次是他加入苏联共产党。
这很容易成为一个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作家自我感觉良好的故事。站在优越的西方角度，他可以批判极权，也可以批判极权的帮凶——软弱的、不敢反抗的萧斯塔科维奇。正如Barnes在小说中所言，他们要求的，是被压迫者的殉道。但是，如此一来，他们所做的其实和极权统治者如出一辙——都是要你的命，你的血。作为西方社会一员的Barnes，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克制。最基本的事情是——在外面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也因此没有权利指指点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写这样的小说岂不是徒劳无功？Barnes在做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尝试同情萧斯塔科维奇的同时，Barnes要避免消费他。甚至，连“同情”也变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不过，文学如果不是为了同情（不是怜悯）和理解，文学还可以为了什么呢？
通过萧斯塔科维奇，Barnes似乎想阐述一个观点：理论是一回事，但生命现实又是另一回事。所谓理论，可以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也可以是恋爱自由，或者艺术良心。这些方面，人们都各有高论。但落到现实人生，纯粹的理论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生总是一片浑沌，充斥着荒谬、琐碎和无聊。就算是大音乐家，也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有人把艺术真诚和个人真诚互相挂钩，只有两者并存的人，才拥有真正的人格完整性。可是，在现实里，有多少人能通过这样的考核呢？而这样的考核，又是否合乎人之常情呢？Barnes不是一个从理论出发的人。他是狐狸而不是刺猬。他宁愿包容现实中的种种不完美甚至是缺憾，也不要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通则。当然，这样的取向很容易会被批判为模棱两可，或者非政治化，或者小资产阶级温情。
不过，Barnes还是有所坚持的。他由始至终也不放弃的，是为艺术自身辩护。他之所以写萧斯塔科维奇，就是通过他去为艺术，为音乐辩护。政治并不能促进音乐，相反，“时代的噪音”只会压灭音乐。这跟政治的种类无关，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服膺于政治，音乐即亡。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当然，音乐的情况更加戏剧性，也更加纯粹。（运用语言和涉及观念的文学则最为复杂。）而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Barnes似乎认为（或者他想象萧斯塔科维奇认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讽刺（irony）。萧斯塔科维奇在极权的环境下生活和创作，一直支持他不被压碎的，就是讽刺的能力。书中是这样说的：“他想象这个特性是在寻常的地方诞生的：在我们如何想象，或假设，或希望生活会成为哪个模样，以及它实际上成为的情况之间。于是讽刺成为了对自我和灵魂的防卫；它让你能日复一日地呼吸。”讽刺在想象（理论）和现实之间制造空隙，让我们在其中喘息。讽刺让人能在压迫之下，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但是，讽刺也是有限度的。比如说，你无法讽刺地加入苏联共产党；你要不就真心地加入，要不就虚情假意地加入。到了某些极限处境，连讽刺也会失效。
也许，最纯粹的艺术，连讽刺也不必。Barnes让他笔下的萧斯塔科维奇相信，艺术始终是超越一切的。故事里有一个重复多次的问题：艺术究竟是属于谁的？根据列宁的权威答案，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但是，小说一次又一次地重申——音乐，只属于音乐，没有其他。那个被这条简单的问题考核而慌张得答不出来的音乐学院女生，其实答出了正确的答案。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所以叙述者（是萧斯塔科维奇自己吗？）说：“艺术是历史的细语，在时代的噪音之上被听到。”又说：“有什么能抵抗时代的噪音呢？只有内在于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存在的音乐——由某些人转化为真正的音乐。在岁月的流逝中，如果它够强、够真、够纯粹的话，就能够淹没时代的噪音，转化成历史的细语。”结论听似是一个tautology ——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也即是，它不可言说。任何尝试去说它的，不论它是什么主义或理想，都注定是错的，并且是破坏性的。
为此Barnes虚构了一个极为优美的开头和结尾。在二战期间，萧斯塔科维奇经常要来回莫斯科和他家人暂避的乡间。有一次，火车在中途停驶，等待军队的调动。萧斯塔科维奇当时和一位朋友一起。这位朋友的名称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来。月台上有一个因参战而下肢残废的乞丐。他唱着内容猥亵的歌曲向乘客讨钱。萧斯塔科维奇和朋友来到月台上，没有给乞丐钱，却邀请他一起喝一杯伏特加。朋友拿着三只粗糙的玻璃杯，萧斯塔科维奇斟酒。三只杯的酒并不均匀。三人碰杯，发出一下清脆的声音。萧斯塔科维奇微笑了一下，在朋友的耳边小声说：“是个三和弦。”小说的结语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宣言：“战争、恐惧、贫穷、斑疹伤寒和污秽，但在这一切之中、之上、之下和之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听到一个完美的三和弦。毫无疑问，战争将会结束——除非它永不终止。恐惧会继续，以及没有保证的死亡、贫穷和污秽——也许这些都会永远继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杯子和它们的内容所构成的三和弦，却是一个清晰地区别于时代的噪音的声响，并且会比所有人和所有事长久。也许，到了最终，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讲究the sense of an ending的Barnes，在这个ending还是忍不住流露了有点儿过头的artistic sense，或者是稍为过于“酸的馒头”了。不过，这个“酒杯三和弦”的“烟士披里纯”，也真是太巧妙，太精彩了。这个意象所蕴含的丰富性，实在是尽在不言中。
在我听过的有限的Shostakovich演奏录音之中，最感动我的是The Borodins演奏的String Quartet No. 8 in C minor。那是萧斯塔科维奇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所作的，乐谱上写着献给“法西斯和战争的受害者”。据说当时Borodin Quartet的成员在他家里向他试奏一遍，萧斯塔科维奇掩着面泣不成声，乐师们完成演奏后，便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
对于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试炼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还是留给音乐，留给文学，留给艺术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