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言

    “长久的沉寂之后，随着俾斯麦集权体制的瓦解以及世纪末日益凸显的《共同体与社会》越来越被大众广泛地接受，甚至说‘狂热追捧’都不为过，它成了席卷全德的青年运动的圣经，青年人高喊着回归浪漫的共同体、对抗理性的社会。”
    不仅如此，在本书中，滕尼斯为我们勾勒了理解欧洲普遍历史进程的双重理论谱系：一方面，“共同体”概念囊括了从古希腊城邦、罗马父权制国家直到中世纪日耳曼封建制帝国与自由市镇并轨的历史，而“社会”概念则涵盖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民主制国家的进程，滕尼斯对“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进程的讨论既展现了他同梅因、巴霍芬、库朗热、摩尔根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关于西方早期文明形态的对话，展现了他如何在洛贝尔图斯、施莫勒、瓦格纳、基尔克等德意志史家的启迪下重构日耳曼祖先的历史，也展现了他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现代商业社会和国家秩序的论争；另一方面，滕尼斯对“社会”的危机以及“共同体”在欧洲重新繁荣的预见，充分反映了他对世纪末普遍弥漫的悲观主义情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的反思，也奏响了20世纪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先声。
以霍布斯的生平和学说作为研究核心。
    不过从一开始滕尼斯就认识到：霍布斯的“国家”实际上远比后世自由主义国家观囊括了更复杂的意涵以及更强烈的张力：方面，霍布斯设想的政治体源于每一个体自身意志的构建，因而相较过去基于传统权威和宗教信仰形成的政治体，它完全是革命性的，这一点直接为自由主义继承；但另一方面，相较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它确定的主权者的权力也孕育着强大的保守力量。正是通过对此张力的敏锐感知，滕尼斯形成了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理论的最初意识。
    对此，滕尼斯坦言自己形成了“十足激进的、完全不倾向政府的思想”，然而激进的态度也并没有让他陷入政治斗争和革命的幻觉。相反，他开始彻底地反思近代的理性启蒙：终结封建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合谋的寡头政体诚然是德意志未来的政治使命，但是更致命的问题却是早已由它们败坏了的文化和人心，因而仅仅从主权的角度理解政治共同体是有局限的，单纯用“理性”看待“社会”与“国家”也是不够的，如果不超出霍布斯式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的视域并立足于日耳曼文化的复杂进程、从文化的脉络里考察它们，我们便无法真正认清、解决现实的困境。这个时代需要综合了理性和历史所赋予的信念的更高尚的启蒙，同样，这个时代需要担当这一启蒙责任的强大而冷静的伦理一美学英雄。
 本质意志、志愿（本质意志、抉择意志）
共同体、社会
民众、国家
有机、机械
家庭精神-习俗-宗教、经济-政治-科学

共产主义：合作社共同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原型的一切从属于、亲和于人类自由的共同本质的东西。
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商业经营为主导的现代生活，经济交往和以契约为特征的法律事实。

#共产主义的正反合
     现代人依靠理性制造出“人格”确保他们获取利益、在世上“过得好”（Wohl），他们却无时无刻不活在分裂的状态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是同本真的自我（ Selbst）分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则是同具有自然情感的俗众（ Vulgare/Volk）隔绝乃至对抗，社会日益被撕裂，因而滕尼斯认为我们需要在当下“社会主义”的背景里重新反思“共产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共产主义”不单意味着“前理性主义”（vor- rationalistic）的生活方式，更是“超理性主义（iber- rationalistic）的生活方式。
    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三卷组成，依次是“关于主要概念的一般规定”（共同体的理论与社会的理论）、“本质意志与抉择意志”、“自然法的社会学基础”，它们分别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共同体”与“社会”之间对立的意涵：第一卷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刻画了两种人类结合的关系形式以及它们各自形成的共同生活秩序；第二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对应上述两种共同生活类型的个体心理事实与原理；第三卷则透过法学和政治哲学的视野解读了两种关系类型背后的规范以及共同生活的法权基础，其中又包含了双重的自然法脉络：第一重是私法层面的“共同体”或“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人法”）、人与财产（“物权法”）之关系的诸规范；第二重则是公法层面的、作为整体的共同体与社会为了维持自身所形成的法权秩序（“公社”与“国家”）
    历史演化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的胜利，相较于历史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滕尼斯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正像他在本书第版结论引用的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名言：“任何身体和政治体都会经历自然的成长、全盛直到衰落的过程”，社会本身就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他恰恰从社会的内在逻辑出发、在“个体一社会一国家”间环环相扣的关联中抓住了批判的要害：不像浸染在共同体文化中的个体，社会人不再自然地感到自己从属于个更高的整体，更不必说对整体负有什么天然义务，他变得“不安分”，完全成了孤独者，只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在一个所有人皆如此的世界，所谓的关系、组织甚至国家，都不过是个体人为地制造出的牟利工具，如此人性造就的社会也将走到濒临死亡的一刻，那些占有财富的资产者、手握权力的官僚携起手来，希望利用他们制造的国家机器，最大程度地控制商业、榨取劳动者的价值，与之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却被抛入贫困乃至绝望的生活，他们在辛苦的肉体劳动和精神的麻痹间耗尽生命，一且被压迫的劳动者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根源，通过自觉地联合，发动暴动和革命，那么迄今为止的文化便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