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 文明的野蛮与理性的疯狂

文明时代的野蛮，理性时代的疯狂
20世纪的灾难是“文明时代”的野蛮，是“理性时代”的疯狂——才是它的不可思议之处，才是大思想家要去破解的“20世纪之谜”。
伯林曾经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观念，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而在引用这句话之后，伯林自己还加了一句：“如果思想能够产生如此致命的力量，那么也只有通过其他思想家的努力，才能来化解。”
鲍曼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没有谁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
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
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么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
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阿伦特
极端之恶”这个词是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术语，英文是“radical evil”，“radical”意思是“根本的、彻底的、激进的”，“evil”就是“邪恶”，合起来就是“极端之恶”，这没什么问题。
那么“平庸之恶”呢？它是在十年之后的年，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的时候，阿伦特才提出的，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banality”是平庸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所以这个词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你注意到区别了吗？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
……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