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 阿伦特

20世纪的危机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而是内在于现代化思想之中。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念，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鲍曼认为，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这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深刻问题，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
在官僚制下，人们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园艺文化”，社会秩序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金，整齐划一，清晰优美。
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大规模反抗？鲍曼认为，这是通过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易总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
简单说来，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阿伦特“平庸之恶”
不同于“螺丝钉理论”和“雪崩”，阿伦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责任。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极端之恶”
“平庸之恶” 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无思状态”
因而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