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王安石的人才择取四法——教、养、取、任

      那么如何才能有人才，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总结了四种得人才的方法。一教，二养，三取，四任。第一，所谓教即教育方法，他主张仿照古代学制整顿现有学校，教授先王之法，培育有用之才。不教人不利于天下国家之事，教人以利国计民生之事。第二，所谓养即俸禄供给，俸禄的标准应该以财、以利、以法。礼之外还要求财与法，这显示了王安石与一般儒者的不同，是他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的体现。王安石不像一般的儒家人物那样相信人，又不像一般的法家人物那样不信人。         
      第三，所谓取即选人之法，王安石主张依照先王之法，应该依据乡里学校的推荐、本人言行、行政能力三条标准选拔人才。第四，所谓任即任用之道，其宗旨在王安石看来依旧应以先王之法，任用适合一地或一事的人才。一旦任命了一个人的职务，就要等他明显表现出“能”或“不能”时再审查其政绩。有能力的人就让他继续担任官职，不要用法规苛责他，而要让他尽量施展能力。理想的官员是如皋陶（舜的法律官员）、稷（尧的农业官员）、契（舜的教育官员）那样终身从事一种职位的人。
以上就是关于教、养、取、任四条获取人才的宗旨，王安石在万言书中又提出实行这四条宗旨的具体策略。
第一，在“教”的方面。各州县虽然都有官办学校，有屋舍却没有专职的教师。京师太学虽然有教师，但并未经过严格选拔，并且朝廷的礼乐刑政并没纳入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学生们觉得礼乐刑政由官府专门负责，并不需要他们专门学习，所学的仅限于课试文章，可是这并不是先王之法。 
其次，王安石认为士人不仅须学文还应习武。先王时代，士人兼修文武，现在的士人只学文，把守卫边境警卫皇城的工作交给市井无赖之流。其实在文化大国中国，轻视武将士卒的风气由来已久。尤其北宋以文治武，良民都以当兵为耻，士卒因此多是无赖。北宋正是“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典型社会。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北宋沉重的军事负担也要强加于百姓头上，因此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对士兵的蔑视。王安石建议学校课程中应增设六艺之一的“射”，这样士人兼通文武，一些人将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武将。
第二，在“养”的方面。王安石认为当今官员的俸禄过于微薄。在朝廷一部长官以下的大部分中下级官员，如果家中人口多，就必须从事农、商等副业才够一家生计。要是做地方官，一月俸禄多者不过钱八九千，少者只有钱四五千，而且卸任之后就不给付了。地方官每次任期届满须回京复命等待新的官职，这段时间并没有收入，因此平均每月收入多者不过钱四五千，少者只有钱三四千。王安石上面提出的金额，如果按照今天日本物价换算，钱四五千大概相当于不到四十万日元。以这样的月薪还抚养一家亲眷，加上婚丧嫁娶、祭祀、人情往来的费用，肯定是捉襟见肘。 
第三，在“取”的方面。王安石认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与先王选拨人才的方法并不相仿。依照这种制度，庸碌之辈也能官居一品，真有高官之才的人却埋没乡野。更有甚者，物以类聚，庸才所推荐的往往也是庸才，这些无能之辈相互推荐，充塞朝廷与地方。科举里有所谓“明经”一科，受试人只要能背诵经典，略通文意就能得中。这样选拔，必然挑选不出于天下国家有用之材。
上述取士制度又滋生了胥吏问题。王安石指出，古代官吏只有贤和不肖的区别，并不从身份上划分等级，现在官员和胥吏却相去不啻霄壤。当下的胥吏被排斥于官僚体系之外，无人要求他们的道德廉耻，他们处理工作也往往有渎职贪污之虞。胥吏的问题前文笔者已提及，王安石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呼吁改善胥吏的待遇。因为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尽管诗文水平优异，处理行政实务的能力却不高。具体的政策落实最后还是要依靠众多的胥吏。
第四，在“任”的方面。王安石写道：“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官员的任期一般很短，他们也难在任期中踏实认真地干出政绩。任用官员的问题到这里还没有完，王安石继续指出：“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
万言书在教、养、取、任四个方面从宗旨到具体策略，系统地论述了获得人才的方法，现在王安石要总结自己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