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造人技术的未来：可怕的后代？

“限制创造设计婴儿的不是技术，而是生物学，”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塞西尔·扬森斯（Cecile Janssens）说，“常见性状和疾病的原因非常复杂，而且相互交织，以至于我们无法在不引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修改相关的DNA。”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一个仍可能令人失望的概率性结果：对于那些拥有“智商位居前10%”基因的人来说，他们智商分布的钟形曲线的末端已经进入了智商平庸的区域。
很遗憾，对于“多基因”疾病而言也是如此。基因组编辑可能有助于让所有人不再患上严重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囊性纤维化），但对降低心脏病的遗传倾向也许助益不大。
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则上，对生殖细胞的某些遗传特征加以限定是完全合理的。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可以限定哪些遗传特征，不能限定哪些遗传特征。
首先，哪些情况可以算作一种疾病？对于那些因为遗传病而残障的人来说，如果对这些基因异常进行筛选，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担心的事情会很多，”汉克·格里利说，“不仅会怀疑‘社会认为我不应该出生’，还会担忧医学研究界对他们所患的疾病不重视，医务工作者对这些疾病的了解不够，以及社会不会给予他们支持。”
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除了被用于避免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列出的特定疾病外，植入前遗传学诊断被严格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比如说，不允许使用这种技术来选择孩子的性别或者头发的颜色。但在美国等16个国家，法律允许使用这种技术来选择孩子的性别。在这些国家，似乎没有人对所生孩子的性别有偏好。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很有争议，尤其是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某些文化中，社会表现出了对男孩的强烈偏好。在印度等国家，出于对性别的传统态度，尽管政府努力促进两性平等，但遗弃、虐待甚至杀害女婴的现象已经严重扭曲了男女比例。在这些国家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大量年轻男子没有结婚的机会这一现象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
然而，在对孩子的性别不存在明显偏见的地方，出于“家庭平衡”（family balancing）的目的选择孩子的性别也许无可厚非。有人可能会说性别与孩子的重要性无关，但如果一对夫妇已经生了三个男孩了，因此希望生一个女孩，这难道不合情理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孩子性别的人指出，根据一些民间的迷信说法，如果在日常的性生活中采用某些特别的方法，妻子就更容易怀上男孩或者女孩，假如这些方法确实有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人认为政府有权力禁止夫妻在性生活中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担忧，一个通过性别选择生下的孩子承受的刻板期望是否会比我们平时（尽管出于好意）已经强加给他们的还要大。情况很复杂，新的医疗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往往很复杂。
一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一次性的医疗操作，取出并冻存一名女性的一小片卵巢组织，供未来采集成熟的卵子。这听起来很极端，但实际上和目前的采卵和胚胎植入方法相差无几。利用这种方法，可以采集数千个卵子供后续使用。
但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有朝一日，我们可能还会有另一种选择，根本不需要进行明显的手术：在体外直接把体细胞重编程为卵子。格里利认为，这两种新技术的珠联璧合——使用夫妻的诱导多能干细胞制造人工配子，以及借助快速、廉价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找出“最好”的胚胎——可以让他所谓的“轻松PGD”（Easy PGD）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生育的更好方式。格里利预言，未来会出现“性的终结”，不过这里的“性”不是出于欢愉的性，而是作为生育手段的性。“安全有效的轻松PGD技术有望在未来20 ~ 40年内兴起。”格里利说。他还认为，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到那时也“将基本消失，或者至少会明显减少”。
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人则是另一回事。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有可能可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上是有效的。借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慕明和同事得到了两只克隆猕猴，他们将其命名为“中中”和“华华”。虽然提供细胞核的细胞来自胎儿期而不是成年期的猴子，但研究人员相信最终用成年猴的细胞也能实现克隆。由于某些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灵长类动物一直是特别难克隆的哺乳动物，因此这一结果是迈向克隆人的重要一步。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为了创造出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猴子。有了这样的猴子，研究人员就能开展有关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学基础的研究。
抛开更广泛的伦理问题不谈，即使出于安全考虑，现在尝试克隆人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中中和华华是6次妊娠中硕果仅存的活产小猴，研究人员将79个克隆胚胎植入21只代孕母猴体内才得到了它们俩。事实上，还有另外两只小猴也出生了，克隆它们使用的是成体细胞的细胞核，但两只小猴都不幸夭折了，一只死于身体发育障碍，另一只死于呼吸衰竭。
当然，不难想出克隆人的一些糟糕理由。最容易想到的一个是，想要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借此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不仅可能令人反感，而且是在自欺欺人。认为克隆出来的人是DNA提供者的“完美”复制品也是不正确的。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绍的那样，受精卵的“遗传程序”是由发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进行筛选和解读的，没有人能完全预测其结果。1997年出生的克隆羊“多莉”与原来那头母羊并不是一模一样。此外，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克隆“多莉”的研究团队曾在1995年用胚胎细胞作为细胞核的供体，克隆了4只母羊。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些母羊“在体形和性情上都迥然不同”。一个克隆自爱因斯坦的人绝不会是同等水平的天才。
当考虑到生命过程已经延续了大约40亿年时，似乎很奇怪的一点是，在跨人类主义的视角下，身体居然被视为渺小、脆弱和短暂的，并且自我居然被认为更适合安置在无机材料中：在贝尔纳所说的玻璃和钢铁器材中、在斯特普尔顿所说的“钢筋混凝土”中，以及在现在的硅电路中。当然，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个体生命能够长存的超人类主义者来说，进化意义上的长寿算不上带来慰藉。但正如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解释的那样，目前尚不清楚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否存在任何具体、静态以及有边界的个体性。超人类主义者希望保存的东西，不是一件可以简化为某个瞬间的字节排列的事物，而是一个内生、动态、短暂、偶然，以及与环境紧密关联的过程。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做一个类比，你不妨想象一下如何储存一条流淌的河。
这并不是说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和预测毫无价值，但其价值往往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意图迥然不同：其价值是作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显然与任何尝试预测未来技术前景的做法没什么不同，两者也并无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