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然后创造一种能够表达感受本质的方式，去表达

空心柱--间隔条带--事物间区分（建构区分秩序rather than结构理性）
亭子--被服务空间
墙与顶的分离--由下而上--生长
方形、十字--结构单元--阵列--关乎建构的几何秩序法则（宏观）
“从一块砖开始”：源于材料基本模数的建构秩序（微观）
康和密斯及历史上的所有建构大事达成共识：形式追随建造，而非功能，且建构形式涵盖功能。
康还······赋予了功能更深刻的内涵，并实现与建构秩序的同构。“应该提供一个空间体系，它们作为建筑的符合逻辑结果（consequent）的形式应该来自于对功能使用（use）的更加本质和通行的（broad）阐释而不是去满足为一种特殊的操作体系而制定的计划。建筑师的责任就是去发掘这种深思熟虑的空间的特质（realm of space）······不仅仅是去接受机构约俗的计划，而是应该试着去创造一些机构约俗也能理解为是有效的东西。”
笔者认为，柯布西耶的柱网布置是随行就市和无意识的，并非真的均质，萨伏伊别墅中上下错位的柱网可以为证，柱子等建构要素完全是形式的附庸，可被随意践踏。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虽然柱网布置方式在密斯和康的建构体系中完全对立，但其态度却是殊途同归，柱子在他们的建构体系中被奉为上宾，是建构的主体。
【金贝尔美术馆】的变体：亭子-结构条带-间隔条带：a-c-b-c-a
而且，（间隔条带山墙）在不同的柱头节点上，梁端与柱头间的若即若离更加令人费解，对这一涉及柱、梁、墙、顶等构件复杂组合节点的“区分”，康似乎也无所适从。
康在通过“井格体系”赋予宏观“亭子组构”和中观“结构体系”以清晰的秩序后，在微观的墙面和地面划分中却失去了统一、明确的秩序，它们试图建立统一的关联（对缝建筑），却因为各自独特的建构和功能需求而各自为政，在似是而非间演绎着建筑至高境界中那一丝不可测的神秘，充分诠释了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好在由于中观结构框架的分隔，不同“空格”中的自成一体划分间的“错位”悠哉的并存着。
水老师在昨天的讲座上讲到affordance。affordance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人（使用者）产生，但是建筑本身产生的偶然事件隶属其中吗？
逻辑谨慎严密至近乎强迫症的康，他的操作似乎更接近于program。那么对于由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产生的小“错位”和小“意外”，他是无所适从的吗？
甚言之，这种发生在建筑本身之上的偶然事件，是建筑师应该极力避免的，还是应该欣然接受的呢？
康所秉持的建构区分在很多时候并非是以构件结构性能的不同为依据的（比如柱是柱、梁是梁），而是以构件的建造程序和构成关系，即“部分是如何被组装在一起的”为依据的（比如金贝尔美术馆间隔条带的柱头看作是梁在端头的放大，因而柱头与梁及梁间的平顶共同构成了间隔条带平顶）。
在柱子与间隔条带平顶及山墙汇聚融合的立面节点中就存在着诸多建构表现上“区分”与“再现”的复杂思辨。笔者在前文对间隔条带山培外立面铺装划分的解读中已涉及了一些，那就是墙面装对间隔条带平顶的掩盖，在这里建构的真实表达让位于立面形式秩序的再现。试想一下，如果1英尺8英寸厚的楼板系统在立面上被表现出来，那么由混凝土结构构件所勾勒出的“亭子”的主导完形势必被打破。而墙面铺装的竖向分格定位又充分揭示了这一间隔条平顶的高度从而又“亡羊补牢”地暗示了它的存在。
类似的矛盾也纠结在柱头上，一方面柱头向亭子外侧放宽1英寸，近乎执拗地暗示了梁的存在，因为1英寸的放大对于梁在结构受力性能上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面它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提示，而非“结构理性”。另一方面这一“梁端”与“柱头”之间却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暖味姿态。在绝大多数的柱头上，端与头融为一体，端与柱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梁和柱头的区分让位于“柱—柱头—拱顶”这一更加重要主题的“再现”，柱支撑着略大的柱头，柱头之上坐落着拱顶。然而，在柱头与“檐沟”相接的节点处，梁端与柱头的区分又被异常清断地刻画了出来，在这里，柱头被清晰地“割裂”为两部分，支撑檐沟的梁与檐沟被合为一个侧倒的“Z”形构件，它仿佛被夹嵌在柱与拱顶之间。
【The First Unitarian Church and School】（第一唯一神派教堂和学校）：非同一性的功能需求促使康将相互独立的、不同尺度的结构单元围合在一个矩形的中央主体空间周边。
将教室一块块搬至教堂周围的分析图
在不改变建构方式的前提下，只通过亭子在开间及进深上的“收放”来适应这种“非同一性”的要求。而且单元开间上的收放只发生在每个单元立面中间的、内部暗含座椅的“外凸墙”部分，而“外凸墙”两侧凹窗的基本长度（模数）是不变的。
在立面上，康将不同单元间“间隔条带”的立面也处理成“外凸墙”，在很大程度上含混了立面上“单元并置”的秩序，反而只剩下凸墙和凹窗的间隔呈现，这或许是康对单元“非同一”的一种无奈的掩饰，它是康作品中极少的在立面上掩饰单元区分的个案之一。
但归根结底，它更多地是康对一种他称之为“折叠外墙”（Folded walls or Layered exterior walls) 的立面形式的迷恋，这种表皮模式也出现在同时期的艾修里克住宅中就是最好的证明。
【沙尔克生物研究所】“非同一性”成为形式特质
如果说在第一唯一神教派教堂和学校的设计中，康对其周边单元的“非同一性”尚有一些不满和无奈并力图弥合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设计中，这种“非同一性”反倒成为了其刻意表达的一种形式特质，因为他为这种“非同一性单元”看似随意的组构找到了古代的原型，那就是隐藏在古代城市或建筑组群中的不同独立完型体量的直接碰撞和随意拼接。这其中最直接的两个古代先例就是皮拉内西（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绘制的古罗马市想像复原图和哈德良离官（ Hadrian's villa）的平面和现状废墟。在这些古代的榜样中，康看到了方形、圆形、椭圆形、矩形等不同形状、大小的体量以非直角、非平行，甚至是顶点对接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偶然的震撼和力量，他欣喜地将这种藴藏于市或建筑群落中的、被他称为“空间的社会”（ society of space）的聚集模式移植到了他的建筑中，而这种多样性也契合了建筑功能的复杂性。
古罗马城市想象复原图与哈德良离宫平面
“空间的社会”（society of space）的聚集模式与“在建筑周围包上废墟”（Wrapping ruins around buildings)的、两个形体内外套嵌的“双墙策略”
弗兰姆普敦：“几何形式和柏拉图主义的实体运用……通过圆形、三角形、方形等绝对平面形式的运用来表现建筑的公共性。”
原口秀昭：“墙的空间”
一系列尺度不一的矩形、圆形和半圆形结构单元相互咬合、连缀、套嵌并有层次地围合在一个虚空的方形庭院周边，每种不同建构形式和尺度的结构单元都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内容，在“秩序”和“空间想成为什么”之间建立了关联。
【孟加拉国国会大厦】
至此，建筑在宏观上的几何建构秩序及中观每一单元自身的几何建构关系已清晰呈现出来。在这里，几何秩序已经不单是建构的手段和方法它更多地已经变成了建构的直接目的和结果，康毫不掩饰其对几何完型的形式崇拜。然而，正是有了前一种理性的、作为掌控建构的方法和规则的几何作为保障，才使得“作为形式的几何”达到了建筑的至高境界，而非“风格派”或柯布西耶开创的现代主义早期白色“卡纸板”盒子式建筑所表现出的抽象几何形式可以比拟，其境界层次可谓天壤之别。如果康的境界可称为“建构的几何”，那么，后一种则只能称为“几何而非建构”了。
砖与拱的对话：砖不一定想成为拱，而康希望它成为拱。
而混凝土虽然从建造的角度而言是实现形式塑造的最佳手段，然而它却少了一些细节上的建构表现和支持，这一点恰是赖特在早年对混凝土进行批判和考曼顿特和文丘里等人对国会大厦表面巨大洞口进行批判的原因所在。相反，他们却从未对那些康用砖拱塑造成的“圆洞”有如此强烈的异议。赖特对混凝土进行改造的方法是将之做成混凝土砌块，而康的方法是在其上留下“建造的痕迹”（ Marks of making），相比于前者这似乎是更加尊重混凝土本性的一种做法。
marks of making：混凝土墙面上嵌入一条条白色大理石条带
孟加拉国国会大厦竖向几何分段建造细节
如果我们将“并置”和“阵列”界定为“秩序的建构”的话，那么后面的几种模式可被称为“秩序的几何”。在这一历程中，康实现了一种蜕变和升华，即将原本作为建构原则和秩序的“几何”重又上升为形式诉求的目的和内容，几何经由“建构”这一主题的探和实践在方法和目的上达成了统一，即建筑的生成是由作为秩序方法的几何开始，最终达成了作为形式表现的几何。康基本的建构手段也由之前的“框架”转为“墙体”，“双墙”、“洞口”“折叠外墙”成了形式操作的新手段，而康往往能赋予它们诸如“在建筑外围包上废墟”的迷人内涵和渊源以及通风、遮阳等功能价值。“墙体空间”和隆重的“屋顶”共同承接“光线”的洗礼，开创了现代建筑中的古典神话。而这种贯穿大师一生的从“秩序的建构”到“秩序的几何”的转变也发生在赖特的身上，那似乎是上帝为建筑天才共同设定的“殊途同归”。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跨越地域和时代的界限去寻找“建造秩序”在历史中的线索。例如我们可以将密斯对表皮转角的建构思辨与辛克尔、帕拉蒂奥甚至是古希腊的多立克神庙联系起来，并发现它们在建造秩序逻辑上跨越历史的共鸣。而康的建筑无论在宏观组织还是微观建造上的内在秩序都与古罗马和历史上的伟大建筑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在用现代材料和技术来翻译古代秩序。因而，在一次次技术进步、风格突变、观念颠覆的革命背后，建筑的内在秩序却依然延宕。
不妨再回到康建筑创作的原点，即他三个阶段创作过程的理论一一第一个阶段是“空间的本质”…这是一个无序和混乱的阶段。
如果你足够幸运，最不可能到达的“秩序”（ order）阶段也许会不期而至，就像一个抽象几何概念凭借它自主的生命，促使康把它称为“种子”，并且试图去把它变成秩序。
抽象的力量形成了秩序，然后发展到外向的设计阶段，在切实的实现过程中把基地、结构、材料、预算和项目的特殊要求等实际情况考虑进来。
本文所论事实上主要涉指后两个阶段，即“秩序”是像“种子”一样的可以从中衍生到整个建筑的“抽象几何概念”。
布鲁诺塞维说：“现代建筑永远包含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不允许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只是重新思考每一个传统观点，系统地发展和审核新的前提。一种摆脱对清规戒律盲目崇拜的意志是现代建筑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