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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略特同时是一个批评家。他的创作同他的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他写评论文章来阐释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又反过来印证他的评论。他的影响之所以大——大到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他的模仿者和鼓吹者一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有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
    但他并非孤军作战，他是整个西欧现代主义潮流里的一个力量。我们已经谈过他“时髦”的一面：提倡法国后象征主义诗人戈比埃和拉福格就是一例。他比别的英国评论者更深刻地理解波德尔的精神品质，认为这位象征主义大诗人的撒旦主义是“企图从后门进入基督教”。
    他的注意力也不限于文学，而遍涉西欧各门现代艺术和政治。他主编过一个季刊，名叫《标准》（1923-1939），起了联系英国与大陆文化界的重要作用。他支持法国法西斯派別“法国行动”的文章就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
    在英国，他也有前辈和友军，如庞德和T.E.休姆。庞德同他一样是美国来人，曾活跃于英国文坛，特別在一些“形象主义派”诗人 （Imagists）中间。他对艾略特的诗作有不小影响：《荒原》是经过他作了重大删削之后才成现状的。休姆阵亡于一战中，以反浪漫主义著称，提倡“坚硬、干净的形象”，对艾略特的诗和理论也都有影响。
    此外，艾略特也曾是勃鲁姆伯里集团中人如弗吉尼亚·沃尔芙的门下客，在提倡西欧新艺术和反对英国文坛上的旧习气等方面是与他们致的。
   在学院派中，剑桥大学的理査玆和李维斯都是较早给《荒原》等诗以好评的有影响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属于现代主义范畴。
    然而尽管有这些联系，艾略特又有他对于西欧特别是英国现代主义的独特贡献。
    第一、在理论上，他大力主张现代主义要同欧洲古典主义旧传统结合。他之所以在《传統与个人オ能》一文里宣扬古今同时存在论就是为此。他最好的论文之一是论但丁的，因为他看出了但丁在西欧古典主义中的中心地位，而这又是从他的宗教观出发的。他在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中间搭了一座桥，这就使得现代主义就在比较保守的人之间也显得“体面”。
    第二，由于是一个创作实践者，他能对写诗的个中甘苦和技巧问题说出究竟，如他的“客观关联物论”，他的诗人只是一个无个性的“催化剂”论，他的诗剧理论，诗须散文化理论，“听觉想象ガ”理论，等等。他并不长于作抽象概括，虽然他的哲学训练在这方面是有帮助的；他长于提出前人未提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常能发人深思，加上他善于选择例证——他引的诗句常常是令人难忘的——他也就能比一般评论家说得更内行，更深入，更有权威性。
    第三，他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常有独到见解。前面已提到过他的但丁论。就一般读者而论，他最精彩的文论可能是关于玄学派诗和17世纪英国诗剧的两组文章。例如他说丁尼生和勃朗宁不能像多恩那样“感觉到他们所想到的，其直接犹如闻到玫瑰的香气。一个想法对于多恩是一种经验，经验又改変了他的感觉。”他又说：

    另一方面，多思的最成功、最典型的效果是由短词和突然的对照造成的：
    金发如镯绕白骨
    这行诗里最烈的效果是来自“金发”和“白骨”的联想突然形成了对照。这种形象与形象的套叠和联想的多层是多恩所熟的一些剧作家用词的特点，常见于密特尔顿、韦勃斯特、顿纳更不必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是他们语言的活力的一个源泉。这就把玄学派和17世纪诗剧作家们的一个重要特点说清楚了，而事实上由于他也用这类技巧，这也就是在间接地阐释他自己的作品。
    第四、他对于整个英国诗史有一个迥然不同于前人的看法。颂扬玄学派与17世纪剧作家只是他对诗史的总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最激烈的论点是这两类作家所创的大好局面受到了密尔顿的破坏：

    在17世纪出现了感觉的脱节，直到现在我们还未恢复过来。而很自然地，这一脱节由于17世纪两位最有力的诗人——弥尔顿和特菜顿一一的影响而更糟。……语言虽变得更加精致了，感觉却粗糙起。

    来在别的地方，他还说弥尔顿宛如“中国长城”一般横在两代诗之间。直到1936年他还在坚持说弥尔顿是一个“坏的影响”。这话引起了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对，于是在1947年艾略特作了一次措词巧妙的“战略退却”，承认弥尔顿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仍认为“感觉脱节”说“还保有一些正确性”只不过它的根源不在文学，而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写英国文学史的企图，其背后动机是要驱逐英国文学中的民主力量。他之不喜欢雪菜、拜伦、哈代、萧伯纳等人也是出于同样动机。
    第五，他的评论文章不止谈文学，而涉及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等广泛题目，收成集子并造成一时影响的就有《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想法》（1939、《古典与文化人》（1942）、《文化定义的笔记》（1948）等书。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像在他的诗里一样，是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基督教义之上，这是唯一革除各种弊病的方法。
                 ※※※※
    把艾略特的诗和评论放在一起来看，我们会看出：
    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由于他诗艺精湛又善于释，在英语世界及更广大地区里传播现代主义方面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他又是一个基督教宣传家，一个古典主义者，在这点上不同于多数西欧的现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