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家庭的革新 Ⅰ

结婚、生育的强制力几乎就是胁迫女性的话语。比如“婚烟オ是女人幸福的终点”“女人只有生了孩子オ是真正的女人”等言论比比皆是。这恐怕并不稀奇。也就是说，将男性划为生产者，将女性划为再生产者在这种特定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之中，作为再生产制度社会单位的家庭一直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所谓男性的作用不过是不参与和不干涉“女性的领域”罢了。
有人说，“近代”国家对国民的“私”生活（核心是被私事化的性与生育）毫不关心，然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极为荒唐的“神话”而已。“近代”国家一直以来都对管理女人的子宫这一再生产资源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正因如此，争取“再生产自由”（ reproductive freedom），“将子宫交还给女性”的这种斗争正是女性解放斗争的关键，并且这种要求也同样是让父权体制最为恼火的地方。
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去追寻“什么オ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那么当下的这种“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的育儿观，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点就一目了然了。支持这种育儿观的人们，是希望实现这种想法的人，即在孩子三岁之前母亲能够专职育儿，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应当离开职场。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男性把带孩子的女性赶出了劳动市场，而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女性则选择主动离开劳动市场。结果，就出现了由于育儿所导致的女性的中断—再就业的劳动形态。
贝蒂娜・伯奇（ Bettina Berch）称，女性所承担的“兼顾工作和孩子”的负担岂止是双重负担，而是三重负担（ triple burden）——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和育儿[ Berch，1982]。这使得女性明显成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