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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过去的哲学家并不会一上来就投入对话中；要想让他们变得具有当下性，须得先完成大量的阐释工作。然而，在这种诠释学中，我们并不是在重弹老调，我们是在将未被思者带到思和说中。
文本中的未被思者，是首先且仅仅通过该文本才作为未被思者出现的东西（梅洛-庞蒂），作品的未被思者越是丰富，这个作品就越是伟大。
所以（列维纳斯的）现象学的视野下，“说”要比“既说”更重要，后者是一种符号性的在场，前者则是直接面向对话者的、忠实的言说。现象学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就是不断地把现实拉入潜在（区别于辩证法的使潜在成为现实），因为实在，或者被意向的对象，相对于显像，或者作为被意向的对象而言，总是“过剩”的，未被思者就作为“剩余意义”而生成着一种对现实的扰动力量。这种对在场形而上学的破坏，一种动态阐释过程构成了主体存在的方式：积极地视看（胡塞尔）、对话（列维纳斯）、对物的围绕从而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捉（海德格尔）以及开放地、革命性地结成政治伦理共同体（德里达的新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