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 / 王梆

19世纪中叶，托马斯·查默斯从淳朴的乡村教区调入格拉斯哥贫民窟，旋即便被各种惨象震惊了。他深知宗教已不再是社会的黏合剂，因为建立在基督教福音主义之上的慈善，谁更有资格被爱，谁在认真赎罪之类，是有严厉的宗教教义为范本的。因此权力机构的“善举”，像各种侮辱穷人的救济机制、慈善学校的道德课等，不过是“虚伪的慈善”（Artificial Charity）。而真正能与之抗衡的，应是“自然的慈善”（Natural Charity），即普通个体自发地伸出援手，受助者也有自救的意愿，社会力量（家庭、邻居、朋友等）再加入进来，通过家访，与穷人交朋友，帮助老人，为穷孩子提供世俗和宗教的双向教育等方式，筑起一个“贫者自助”的系统。这一观念，对后世英国民间社团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思慈善机构》，Charity Organization Reconsidered，by James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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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版图内有无数条公共小径，大多通向田野或自然保护区。每个城镇或村庄至少有一到两个自然保护区。英国人像守卫传家宝似的，守卫着它的每一帧风景。许多自然保护区看起来幽绿而古朴，追溯其由来，原来竟是“公共用地”的一部分。 “公共用地”本是一项英国的土地传统，历史相当久远。中世纪前后，英国的土地虽被皇家、贵族、教会和大地主所占，上面还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庄园，但庄园之间却会刻意留出一片森林、牧场或荒地，作为“公共”之用，故曰“公共用地”。为庄园主劳作的佃农或农奴可随意在公共用地上采伐、狩猎或放牧，流民或穷苦人家也可以在它里面小面积地开荒，这种公共占地模式也叫“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1600年，26%的英格兰土地属于公共用地（《1475年到1839年英格兰土地公共权利》，Common Right in Land in England 1475—1839，by Gregory Clark & Anthony Clark）。 16世纪后，许多贵族和大地主们发起了“圈地运动”，致力于通过买卖兼并土地。圈后的地，被高墙和栅栏围封起来。敞田时代的公共用地逐渐消失，有的地区公共用地被圈至只剩无人垂青的穷山恶水。1700年至1860年之间，500万英亩的公共用地被圈走，供贫民使用的耕地仅占全国土地的0.5%（“英格兰份地简史”，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by BK.），克莱尔的绝望，可想而知。 “公共用地”在消失，但“公共”（The Commons）的观念却像克莱尔的诗作一样保留了下来。持这一观念的人认为，阳光、空气、水源、栖息之地、信息、思想、艺术等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应该属于公共资源，不应被国家或市场垄断。美国作家和行动派改革家戴维·博利尔（David Bollier），上文提到的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奥特等当代西方思想界的活跃人物，都很认同这一主张。同一战线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还凭借她在此领域的研究，首次为女性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当学界谈到“公共”，普遍沿用的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阐释：“公共并不单纯指公共资源，它还是一种自发组织的民间社会体系，一个丰富的民间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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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平等主义的发展，“公共”的概念变得更有迹可循。比如1750年到1850年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猛增近一倍，贫穷人口也随之飙升，一些上流人士和神职人员便借机提出了“既然圈走公共用地，那么就请出让份地”的主张，发表在1760年代的《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上。主张呼吁，英国社会应在圈地运动中加入对贫穷问题的考量，将部分土地廉租给贫民耕用以缓解贫困压力，减少社会犯罪和混乱。倡议者们还给廉租地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即“份地”（Allotment）。一些民间社团，比如SBCP（促进社会进步和扶贫协会）亦相应成型，会员包括彼时的英国社会改革家托马斯·伯纳德（Sir Thomas Bernard）等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虽然倡议有理有据，宁可死后大修陵墓、也不愿活时分一杯羹的贵族和地主们却大有人在。毕竟英国寸土寸金，即使是最廉价的农用地，据2020年的市价，一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也得至少一万英镑。从封建世袭封地制、到敞田制、圈地运动，再到今天的土地商品化……英国的土地私有制一直不曾动摇。36,000个权贵家庭拥有全英50%的土地（《谁在占据着英国》，Who Owns Britain，by Kevin Cahill.），想把手伸进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John Locke）心目中那“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除非法国大革命卷土重来。 尽管阻碍重重，第一块份地还是诞生了。1809年，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大索玛福村（Great Somerford），神职人员史蒂芬·德曼布雷牧师（Rev Stephen Demainbray）向乔治三世请愿，求国王将其名下的八英亩（约合32374.85平方米）地划作份地，并写入立法，即流芳千古的“大索玛福份地法”。立法指出，份地由地区政府负责打理，廉租给贫民耕种，不经议会讨论一律不许买卖和挪用。 1830年到1840年期间，更多的人参与了份地运动。英格兰中部63个地区800英亩耕地，以私人捐赠、地方政府买断或廉租的方式变成了份地。“东萨默塞特郡（East Somerset）劳工之友”的创建人乔治·斯科贝尔（George Scobell）也将名下的土地捐了出来。大势所趋，贵族们也只好加入了份地运动，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廉价出租600块份地，里士满（Richmond）公爵1500块，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2000块……1834年前后，英格兰和威尔士42%的教区实行了份地政策。1873年，全英已拥有243,000块份地，平均每块1/4英亩（约合1000平方米）。到了1913年，全英份地增至600,000块。一战期间食品短缺，政府发动全民自食其力，份地数量猛增至150万份，二战时更暴增至175万份，一跃成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备战粮仓（“英格兰份地简史”，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bkthisandthat.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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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英格兰份地数量大概在330,000份左右。排队等着耕种份地的人也不再局限于贫民，因为份地不单只带来食物，还捎来了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将“公共用地”中的“公共意识”，通过公众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美地传承了下来。它证明了在国有和私有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行动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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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commoning）公共空间最大的困难之一，也许就是“如何在分享它的同时，不加进某种领地感（sense of territoriality）或不赋予其某种特定身份”了。当有人说（哪怕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并不真正张口），“这个空间属于富人，这个空间属于穷人，或这个空间属于黑人，这个空间属于白人”时，这个空间就已经伤痕累累了。而民间社团这种停留在附近和邻舍关系上的浅层尝试，或许依然触不到制度性歧视的根源，却展现了一种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当底层的邻居和中产的邻居为了某种共同的、切身的、在地的利益（比如共同抵御环境恶化，或合奏同一首曲子）而齐心协力时，一个个开启平行宇宙的对话框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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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行车道网”（The National Cycle Network）的字样。打开手机一查，原来英国“国民自行车道网”也是一个民间社团，它是由一个叫Sustrans的慈善机构，在获得了一笔4250万英镑的国家彩票基金（National Lottery）之后筹建的。自1984年始，它就开始修建自行车和轮椅车道了，截至2020年，总计完成的车道超过12,739英里，其中1/3是无汽车车道。它们像细密的白色织网，连接起田野、河流、树林、村庄与市镇，并运用大自然的天然屏障，将闹市和空气污染巧妙地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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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纪实记者、生态作家乔治·蒙比奥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那种以工厂和作业基地为核心的劳工聚合/抵抗模式，早已随工会的式微，零工经济、Soho经济的出现而日趋瓦解了，人类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只剩糊口的意义。民间公共领域因此成了人类仅剩不多的宝藏，它的公共意识、在地性、无边界、联结性……它的所有特质都让它天然地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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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类似的“造乡”（Placemaking）在附近就能展开，那就再好不过了。通过对地方记忆的挖掘，对社会关系的深耕，对身份认同的培育——就像法国人类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é）所设想的那样[7]，将公共意识，这一源自敞田制时代的思想遗产秉承下来，再将自己变成一颗小行星，通过与其他行星的联结，进入民间公共领域的生态区，继而一起分享公共资源，改进公共空间，最终将附近变成“恋地之地”。 这一切，听起很宏大，却绝非是一个缔造个人里程碑的过程。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个体与在地建立私密关系的过程，是化解“无乡的焦虑感”的过程，是一个雨滴与溪流的汇合过程。尽管雨滴汇入溪流的运动，较之于时代的电闪雷鸣，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我却偏爱它的微小。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大问题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解决方案，一个行动上的基本框架，外加无数微小的对策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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