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的代价

正如索尔·贝娄所说——人类的形象已经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摧毁了。那极权灾难带来的羞耻、罪恶感、自责等，以绝对不同的方式降临在不同人的身上。
而希特勒的倒台，在某种意义上，是拯救了全人类，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做见证给他带来令他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本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4）《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对莱维来说，极权灾难的羞耻、罪恶感和自责是在受害人脱离了集中营世界，重新成为人以后，得以恢复的人性显示。尽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蚀、扭曲，甚至泯灭，但对极权灾难他们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与加害人不同的。他们对过去也会有与加害人不同的记忆或遗忘方式，他们的见证和羞耻感应该对全人类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耻感去打动别人的羞耻感和以自己的责任心去激发别人的责任心。
莱维避免用罪恶感来进行道德责备，因为这种责备的效力有限，乃至完全无效。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弄错了对象，这样的责备还可能根本就是无的放矢。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做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做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做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做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和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对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
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
一般来说，人们难以否认他们做过的特定事实或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非常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我们内在的、由事实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
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是一则道歉。本书是记忆的结集，而且是年代久远的记忆。因此，本书信息来源难免有可疑之处，必须声明以预防疏漏错误。故声明：本书笔墨重于思辨，而非记忆；流连于事实状态（如当今之反思），而非编年史般的追溯记叙。此外，本书资料，或来自围绕大屠杀遇难者（或“被拯救的”）主题而形成的重要文献，或来自大屠杀罪犯的合作，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所以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本书文献具有充分的一致性，冲突之处可忽略不计。至于我个人的记忆，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逸事，有些我已经提到过，有些将在后面提到。所有事例都经过我的认真检视：尽管时间的流逝让这些记忆有些模糊，但它们都与历史背景非常吻合，而且看起来，我所说的记忆迁移并没有影响到我自己。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
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彼此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特权囚犯是集中营里的少数，然而他们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得到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
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
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所有形式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可笑地只限于某些时间和空间；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
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的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声中，然而，在这噪声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人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料；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
在死亡之前，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
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诉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在各种不同冲动的驱使下愿意倾诉，并经常倾述。他们倾诉，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诉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诉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
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弥合这种历史断层，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