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文化-制度：文化决定论和纳粹极权

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中，迫害的命令在一级级的权威科层体制中下达，执行者是被“引诱”而不只是胁迫参与作恶的。他被“权威”告知，他是在从事一项光荣、伟大、正确的事业，担任一项有意义、有贡献的工作，执行任务是为上级担待责任，等等。组织化的社会环境是一种同时涉及“人性”和“文化”的制度分析。它所关心的人性不是人的“原罪”，而是人在相似环境下会表现出来的共同行为趋向和特征。它所关心的“文化”不是笼统的“某国特色”，而是制约人们公共行为的政治文化，包括关于公共权威、个人权利和责任、社会正义、暴力和仇恨等问题的价值观。这样的制度分析是一种将作恶之恶去妖魔化的分析，但也是一种不允许作恶者推卸自己道德责任的分析。
极权制度使人心安理得地作恶，极权环境使人不得不作恶。在极权的特定环境下，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被扭曲，正义行为规范被破坏。国家社会中充斥着暴力和谎言，成为一个无恶不可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仅靠人性不能抵御作恶的诱惑或压力，因此任何普通人都有可能离奇作恶，作离奇大恶。这种恶又加强并放大极权统治的制度之恶。在极权统治下，制度之恶不是个人之恶的简单相加。极权的制度之恶史无前例地扩充了恶，加深了恶，使它成为任何历史先例都无法解释的、一个随时在变化的黑暗陌生世界。对这样一个相对陌生的恶的世界，人们往往不恰当地试图用以往的思维去理解，这些思维就包括单纯人性和文化的途径。如果我们让自己只是局限在这样的思维之中，我们也就会低估极权之恶的可怕，也就会没有办法为认识和抵抗这种制度之恶作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