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及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实为）中文版序言
我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不可或缺的。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劳动，是因为这种行
为可以转移给他人。而这些劳动之所以被称为无偿劳动，是因为在较长的时间里，它一直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之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对策。这些对策又大体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在北欧诸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实现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要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中。最典型的便是美国、英国等盎格鲁一撒克逊（ Anglo- Saxons）国家，亚洲地区则是新加坡。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然而中国所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厚充足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势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家务、育儿问题仅仅被看作是“女人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北欧诸国女性为谋求男女平等，纷纷致力于推动再生产劳动公共化的政策实施。加之，在劳动及承担家务的平等问题上，男女双方共同做出了努力，这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男女平等。
正如日本将再生产劳动私人化，采取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性别角色分工方式，我们将这种传统方式称为男主外模式（男性稼ぎ主モデル）。除了日本，像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南欧国家以及亚洲地区的韩国也采取了该种模式。而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一直维持着男主外的保守型社会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后来受全球化的影响，为动员女性加入劳动市场纷纷开始了改革。而那些依旧维持着传统模式的国家则都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
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也由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选项调头转向了市场化选项。随着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形成，出现了失业人员这一群体。职业选择虽然更加自由，但女性的就业却越发艰难。因为企业纷纷开始避免招收女性劳动者，而偏好男性劳动者。对企业而言，女性的再生产能力只不过是徒増成本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就出现了女性成为专职主妇的全新选择（又称为“妇女回家”）。在日本女性正想要脱离“专职主妇”的时候，中国女性却想成为“专职主妇”，我对此百感交集。“道格拉斯一有泽法则”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大部分高学历女性倾向于做家庭主妇，而不去工作。由于高学历女性选择的配偶，通常是学历与自己相同甚至高于自己的男性，因此她们因婚烟而实现了阶层的上升，她们的丈夫普遍而言收入较高。该法则指出，丈夫的收人与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呈反比。因此，“专职主妇”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前，中国社会也在朝着这一趋势发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解放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如果不知道谁、从何、如何解放，那么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怒所产生的动力就会迷失方向。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三个方向：
    1.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
    2. 激进女权主义
    3.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上野，1984：246]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个方向，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论或修正的基础上。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
然而，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她们都曾被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最终却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除了“身份”和“阶级”的变量之外，女性在与男性相对的“性”这一独立的变量问题中走到了尽头，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迫在眉睫。
第一个对长久以来指导女性运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提出反论的是女性解放运动（ Women's Liberation），即激进女权主义。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都是阐明近代社会的压抑结构的社会理论。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诚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了家庭是一种压抑结构。但是，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从这个层面看来，弗洛伊德理论可以说是解析压抑结构的理论，却不是解放理论。
换言之，女权主义借弗洛伊德理论将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家庭”，而这种分割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正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
关于阶级统治的理论，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关于性统治的理论，我们也并不缺少，这就是弗洛伊的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把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合起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依然是20世纪思想界的两大巨匠，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他们的思想范畴。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建立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固有压迫形态就是“父权制资本主义”（ patriarchal capitalism）。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的陷阱
“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
曾经通过运动而救助弱者的活动家们，将自己放在“加害一被害”这一结构的
“旁观者”的位置，建立崇高的女权主义理想，并不断创造理想的高峰。这种缺乏理论的思想，只不过是自身的执念和信仰。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