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梭之前，事实上所有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承认色拉叙马霍斯的道德怀疑主义所包含的某些东西，因为他们拒绝简单地把压迫谴责为最坏的东西，并且默默地承认，严格的正义既不是唯一的善好，也不是最高的善好。然而，卢梭的社会理论是对色拉叙马霍斯最为彻底的反驳，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对统治的批判”，是对压迫的有害性和正义的善好所作的最为激进的陈述。所有的灵魂败坏，甚至“人类所有的邪恶”都是压迫的结果。
对人类问题的这种革命性简化产生了重大后果。这是道德和政治炸药。通过打破古典思想的有节制作用的复杂性，同时超越了早期现代思想的狭隘和使人衰弱的简单性，通过将人类事务中卓越目标与无压目标之间看似永恒的张力替换为这些目标的统一和相互强化，通过将生活中所有不同的邪恶集中起来并统一为单一的“敌人”，卢梭的简化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哲学所特有的道德激情和政治紧迫感（moralistic passion and political urgency）的显著增长。更确切地说，它标志着哲学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现代“左派”的东西的开端，后者是支持无压迫、严格
公平与平等的党派。因为它使左派第一次不仅能够战斗，而且能够接管其传统对手基督教右派或贵族右派的问题，将“人的完善”或“灵魂健康”的所有庄严和高贵添加进无压迫的紧迫性（the urgency of nonoppression）中，并在这个统一的旗帜下，畅通无阻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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