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5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 《我控诉》的原型事件

然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间的内在矛盾却使我们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比较持久的政治秩序。自由主义的问题是要通过自由协商的过程去创造“普遍意志”，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是对个人及群体意见的多样性的尊重；但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却是要设法使国家安全受到最高的保障。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个人及群体利益只要与“安全”的需要有所冲突，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斥责。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要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民族主义则倾向不妥协的一元主义，两者间的冲突大大削弱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效能。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可以从宪政政府的行为中，窥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的不幸后果。根据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议会政治艺术的任务是要通过议会协商的方式，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协议。只要自由主义运动还有活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就渴望达到此项要求。然而，协调与妥协的方法严格而费时，诉诸民族主义的统合力量则有许多好处。当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必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不受人欢迎的预算，或必须解决一场暴动性的罢工时，他们往往会受到强烈的诱惑，想用民族统合的诉求增加自己协调的力量。议会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与政府政策不能协调时，人们往往指责他们的立场不爱国或叛逆，从而发动舆论的力量加以抵制。真实或虚假的国际性危机，特别能够加强民族主义者辩论的力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处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危机时，渐渐会有采取反自由主义的手段，操纵民族情绪以解决困难。一旦他们习惯了这种方法，就等于抛弃了协商的正当功能而采用强制手段。因此，民族主义的力量虽然对议会政府的效能有明显的贡献，却也大大削弱了宪政程序的基础。
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观的影响更有根本的破坏力。分析到最后，宪政政治的结构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尊严与重要的信仰上。任何形式的社会正义都可能超过个人正义的要求的看法，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极不相容。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渐趋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却一直有消逝的危险。
这个危险在二十世纪震撼西方人良知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case)中最早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清楚。一连串尽责的调查显示法国的军事审判团可能严重的误判，将一名犹太裔的军官以间谍共犯罪下狱；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反应应当是从速重新调查案件的真相。然而，重审的企图却被民族主义的情绪阻碍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德雷福斯上尉是否有罪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法国军队的声誉与纪律。许多反德雷福斯的人都认为，揭发军官普遍的腐败行为会危害法国的统合，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丝毫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再者，在拥护德雷福斯的人当中，也有许多想乘机攻击教会、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的政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正义。这个特殊事件虽然证明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足以对抗挑战，但是艰苦的奋斗过程和难堪的余波，却预示了近代自由主义险阻多艰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