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抄

 第一章 引论
无论哪一国家，只要存在着一个上流阶级，这个国家的道德原则大部分就会源自这一上流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如古代斯巴达人和希洛特农奴之间，今日种植园主与黑人奴隶之间，王侯与臣属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乃至男女之间，其道德情操大部分都是这些阶级利益和优越感的产物。而且它一经生成，就会反过来影响上流阶级成员相互关系间的道德情感。 
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好恶，就这样成为实际决定社会规则的主要依据；而这些规则要求人们普遍遵守，否则就要施以法律或舆论惩罚。而且一般说来，那些在思想和感觉方面都走在社会前面的人，也未从原则上对这种情形提出批评，尽管在某些细节方面会和它发生冲突。他们更愿意过问社会的好恶应该是什么，而不去追问何以社会的好恶应该成为个人必须遵守的律条。 
第二章 论思想言论自由
即使公认意见正确，而与相反的错误意见的较量，对真理能够得到清晰理解与深刻体认也是必要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所谓受过教育者都处于这种偏信偏听状态，甚至那些能够为自己的意见滔滔雄辩者亦不例外。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是他们的任何理解也许都是错的：他们从未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会怎么说。...... 因而在一切重要真理上，如果暂时还没有反对者，也有必要设想一个，并为之提供巧舌如簧的魔鬼辩护人所能想出的最有力的辩护。
所有语言和文献典籍都充斥着关于生活的一般见解，既指明各种道理之所在，又说明个人该如何立身处世。这些见解为人人所习知，人人所熟道，或听之而未置异辞，都把它们当作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大多数人只有在经历亲身体验，而且一般是吃了苦头而令其应验于自身之时，才开始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意思。...... 一旦某种事物不再存有疑问，人类就会放弃对它的思考，这种不幸倾向是人类所犯错误的半数原因所在。一位当代作家尝言道“定见必寝”，诚哉斯言！
一个全部教导都得自教师或书本的人，纵使能够逃脱满足于饭来张口的无边诱惑，亦绝不会有被迫聆听正反两面意见的压力；因为甚至在那些可称思想家的人中，知悉正反两面都成为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在为自己意见辩护时，准备用来答复反对者的东西总是成为最薄弱的一部分。当前的风气是贬低否定性的逻辑，因为它仅支出理论的弱点和方法上的错误，而不确立肯定性的真理。这种否定性批判如果作为最终结果，确实显得非常贫乏；但如果把它当做获取任何称得起肯定的知识或信念的手段，则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宝贵的了；而除非人们对如何对待否定性批评再次受到系统性训练，否则将几乎不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并且除了数学和物理，在人类思维的任何方面，也只会出现较低的一般智力水平。  
第三章 论作为幸福因素之一的个性自由
在我们的时代，从社会的最高级到最低级，每个人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目光与令人恐惧的审查之下。不光在关涉他人之事上，而且在仅仅关涉自身之事上，个人或家庭也不敢依照自己的意见问一问什么才是我想要的？什么才适合我自身的性格和气质？什么才能让我身上最优秀与最高尚的东西得到公平发挥，使之得以茁壮成长？他们问自己的反倒是，与我的身份相符合的是什么？与我地位与财力相仿者通常都做些什么？更糟糕者，要问比我地位与财力更高者通常会做些什么？
我并不是说，他们本有自己的好恶，只是在做选择时屈从于习俗。其实他们除了从俗之外，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嗜好。于是，心灵本身也向束缚低头：乃至寻乐自娱，首先想到的也是要从俗合流；他们乐于混迹于人群之中；即便有所选择，也是在诸多众人惯行之事之间选择而已；独特的品味，反常的行为，在他们恰如犯罪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开始只是搁置自己的本性而不用，最终至于根本没有了可以遵循的本性，因为他们身上为人类所独具的性能已经枯萎乃至衰竭了：他们已无能力再生出强烈的愿望与固有的快乐，而且一般也丧失了根于自身或可以归之于他们自身的意见与情感。然而，这是不是人性应有的状态呢？ 
要使每个人的天性都得到公平发展，最关键的就是要容许不同的人去过不同的生活。无论哪个时代，个性自由得以发挥的程度是否宽广，都是后世对其艳羡或鄙弃的标准。只要个性在其之下还能得以存在，即便是专制也还没有产生它最坏的恶果；而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却都可以称之为暴政，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也无论它宣称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 
如果一个人具备相当的常识和经验，其以自己的方式筹划生活，就是最好的，并非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就为最好，而是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方式。...... 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条件以成就其精神发展；在一种相同的道德氛围和风气之下，人们不可能健康地生活，这正如所有各种各样的植物不可能在具有相同空气和气候的自然环境下健康地生存一样。同样一种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有助于其培养更高的品性，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就会构成障碍；生活方式亦然，同一种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刺激，可以令其行动力与感受力都发挥到最好的程度，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会成为遏制乃至摧毁其一切精神生活的繁重负担。 
我们所不容者乃是个性：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们将自己变得彼此完全相同，就是做出了惊人的奇迹；却忘记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一般来说正是最能吸引彼此互相注意的事情，他们会因此注意到自己的缺陷及对方的优点，也会因此有结合各自的长处而产生优于双方任何一个的新品格的可能。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这几乎是一项即便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之下也必须承认的圣哲之士开创垂范的功业。同样令人称奇的是，他们运用杰出的手段，竭尽可能地将他们所拥有的聪明睿智深印在社会的每一个人心中，并且确保最富智慧的人占据尊贵显要的高位。想必能有如此成就的民族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使人民彼此完全一样，用同样的训诫与规则支配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正是英国的仁爱之士所勤求致力于之的希望，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然超乎于此，然而他们的结果却是如此糟糕。现代公共舆论一统天下的体制，正是中国教育和政治体系的翻版，只不过在形式上后者是有组织的，而前者是无组织的；除非个性总是能够成功地挣脱束缚而伸张自己，不然欧洲虽有恢宏的祖业和基督教的信仰，终将变成另外一个中国。 
第四章 论社会权利之于个人的限度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没有正当理由对另一个已届成年的人说，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他不可用其一生去做自己选定要终身从事的事情。因为对于一己之幸福，他自己才是最关心的人；除了关系最亲密的人之外，旁人即便有所关心，与他自己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除非他的行为波及他人）社会对他个人的关心也必是支离破碎且完全隔膜的；而对于自己的感觉与处境，纵使最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自己拥有的认识手段，也必然是任何旁观者所远不能及的。......  旁人可以热心地助其判断，衷心鼓舞他的意志，乃至强行向他进谏，然而是否采纳必须取决于他自己。一个人因不顾劝说与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跟容许别人强制他去做他们认为于他有益的事相比，其为害要远轻得多。 
我所争辩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行为和某些性格，利害仅仅关系自身，而不会影响到与他交往的人，则他遭受的最大麻烦，必须限于众人的讥评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便为止。 ......  一个人的私德缺陷可以作为他愚蠢不堪或缺乏人身尊严和自我尊重的证据，然而只有当他违背「为了他人必须善待自己」的本分之时，才能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 
反对公众干涉纯粹个人行为的最大理由在于，公众不干涉则已，一旦有所干涉，则往往错谬百出，且动辄干涉它所不应干涉的事。在事关社会道德以及对他人的义务等问题上，公众的意见，或者说支配性的多数意见，虽也会常常犯错，但仍可能对多而错少；因为在这类问题上，他们只需判断他们自己的利益；只需判断如果放任某种行为发生，他们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但是在个人只关自身的行为上，如果将同样的多数意见作为法规强令少数人遵从，则是对是错极有可能各占一半；因为在这类事情上，大众意见充其量不过是以某些人的看法为他人做出利害判断；甚至往往连这点也称不上，大众以绝对漠视的态度，对行为遭谴责者之快乐或便利与否完全置之不理，而仅仅顾念他们自己的好恶而已。许多人都会把那些他有所反感的行为举止视作对自己的伤害，并因其侮辱了自己的感情而对之憎恨不已 ......   何况通过大量的例证，也就不难看出人们总是希望扩大所谓道德监督的界限，直至它侵犯到最无疑义的个人合法自由为止，乃是根源于人类一种最普遍的道德倾向。  
第五章 论自由原则的应用 
第三类理由在于，不必要地增加政府权力乃是一种极大的祸患，这是限制政府干涉的最有力的一个理由。对政府已经执掌之职能的每一项追加，都会将其影响人们希望和恐惧的作用散布得更广，还会将公众中本来的活跃进取之士，越来越多地转变为政府的逢迎者，或者转变为志在执政的某些政党的逢迎者。如果公路、铁路、银行、保险、大型股份公司、大学以及公共慈善事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政府的分支；又如果城市自治会和地方议事会，连同目前所有交付它们管理的事务，都成了中央行政系统的附属；如果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雇员都要由政府任命和支付薪酬，乃至终其一生每一升迁都需仰赖政府；那么，纵有再多的出版自由和民主的立法机关，都不足以使英国和其他国家变得真正自由，除了徒具自由之名而已。并且行政机器的构建越是科学有效，即其网罗最优秀人才来操纵这架机器的办法越是巧妙娴熟，其为患也就越大。
在英国，近来已经有人提议所有政府文官都应该通过竞争考试来选拔，以期为这些职位选取通国之内最富聪明才智和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才；关于这个提议，已经有了不少赞成和反对的言论。反驳者持之最力的理由之一是，政府文官这一终身职位，在薪酬和地位方面，都根本不具吸引高才之士的前途，他们总是能从各种自由职业或私人公司和其他公共团体的业务中，找到更能吸引他们的生涯。这一理由如果出自维护前述建议者之口，用以解决它的主要困难之点，也就毫不奇怪。然而让人大为奇怪的是，其竟出自反对者之口。殊不知这个推出来用以反对的理由，恰恰可以为这项提议中的制度保驾护航，它只要过了这道坎就可以安全无忧了。如果国内所有杰出人才确确实实都能被吸引进入政府机构，那么会引起有识之士不安的，正是那个促成此种结果出现的帮腔之论。
如果每一种需要有组织的协同合作或需要高识博见的社会事务，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又如果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是由最能干者来充任的，那么除了纯粹的沉思者外，国内所有硕学俊彦和实践天才都必将集于众多官僚机构之中，而社会中的其余人等无论追求什么，都唯有仰承他们的意旨：普通民众在一切要做的事情上都望其指导和命令；而有能力有抱负者则赖其谋求个人的升进。于是，谋求进入这个官僚阶层，并且一经进入便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人们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无缘进入其内的外部公众，由于缺乏实际的体验，无资格批评或制止这一官僚机构的运作模式，而且，纵然由专制政体的意外事故或民主政体的自然运作，偶尔将一个或几个有着改革意愿的统治者推上权力顶峰，也休想能让任何有悖于官僚集团利益的改革得以实施。
从那些有过充分观察机会的人的描述中，可知沙俄帝国就处于这种可悲状态。沙皇本人亦无力对抗官僚集团；他能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员流放到西伯利亚，却不能脱离他们或违背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统治。他们能暗使沙皇的每一项政令石沉大海，只要他们不去执行就可以了。在那些有着更为先进的文明且有着更多反叛精神的国家里，民众既已习惯于指望国家为他们做好每一件事，或至少如不问明国家允许他们自行做哪些事以及应该如何去做，就不动手为自己做任何事情，那他们自然就会把一切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都视为国家的责任，并且一旦灾祸超过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会起来反抗政府，掀起所谓的革命；于是世有枭雄，其权威无论于国民合法与否，趁机跃上宝座，对那个官僚机构发号施令，而一切事情又复一如其旧；朝代已换而官制不更，无人能够取代那个官僚集团的作用。 
在各种事务都要由官府包揽的地方，任何为官府所决意反对的事情都根本不可能做成。此类国家的体制，不过就是将通国的能人才士，都组织进一个纪律森严的团体，以此来统御其余人众；其组织本身愈是完善，其从社会各界吸纳和规训最优秀人才的做法愈是成功，其对包括官府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众的束缚就愈是彻底。因为统治者自己也成为其自身组织和纪律的奴隶，就像被统治者是统治者的奴隶一样。一位中国高官，跟最卑微的农夫一样，同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和奴才。个体的耶稣会士，就是所属宗教团体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奴隶，尽管耶稣会本身是致力于为其会众争取集体权力和地位的。 
如果想永远保有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官僚团体，尤其是想拥有一个能够创新且愿意接受改进的官僚团体；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机构陷入腐败，那么，这个团体就切不可把能够塑造和培育人类政治治理所需之才的所有职位，都完全包揽在自己手中。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