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清谈误国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政治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
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论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自郭泰起，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实。魏晋两朝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为清淡的前期，讨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期始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四本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竹林七贤”：先有“七贤”，去《论语》“作者七人”事，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意。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之风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竹林”并非地名，亦非真的有竹林。
关于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名教或以名为教，依魏晋人的解释，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而在魏末晋初，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的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的首领，也就是辅佐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人；而眷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
清谈，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诸如山涛、王戎、王衍，家事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而他们早年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之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可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
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西晋官场上一面侈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管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