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地下的妖术

与之相对，“冷漠一代”更重视制造与他人的差异。比如说力图穿不同于他人的服装，听不同于他人的音乐，读不同于他人的书籍。这固然没错。人应当是自由的，人应该是“绝非其他任何人的自己”。…………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追求的差异被无止境地细分化、技巧化。结果不再是旨在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建设性差异，而是变质成为差异而差异的“走投无路的差异”。并且与泡沫经济的登台相呼应，这种差异化变得越来越耗费钱财。事物与商品目录般向着阿玛尼，向着宝马，向着年代葡萄酒步步推演下去。六十年代青年标榜的“理想主义”好假白鸽自鸣钟一般，化作过去的遗物。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无边无际的闭塞感，是丧失目的的招致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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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开始对被社会体制“接纳”的事实感踌躇，开始拒绝。这是一个重大转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转换？答案明确无误，是社会本身丧失了目的。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丧失了肉眼可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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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里，切身悟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的第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企业竞争过于残酷，都不能正常享用带薪休假。半夜下班赶回家，孩子们早已酣然入睡。周末假日主要用于休息，以消解疲劳。
我采访过的乘日比谷线上下班的上班族自嘲地笑着说：“其实根本用不着谁特地跑来喷洒沙林毒气，这样的列车居然还没有死人，本来就叫人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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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本如何在统计数字上夸耀经济繁荣，构成社会的“普通百姓”却很难真实感受到自己拥有相称的富足生活。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不管如何接近，它都始终远远遁去。所以，他们——那些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人——不得不对自己被轻易地社会化说一声“ON”：“也许人人都在这么做，可是我不愿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