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最初时日/223

事实往往如此，死人总是没有理的。
我发现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人们最先不要战争，人民不要，政府也不要，这战争原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玩弄政治的假把戏，却不料因为自己笨拙的手腕弄假成真，而现在，当初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恐惧突然间变成了满腔的热情。大街上成队的人在游行，刹那之间，到处都是旗帜、丝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列队行军，因为受到人们的欢呼而脸上喜滋滋的，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平日，谁会这样尊敬他们，冲他们欢呼呢？
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们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在那个时刻，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返的时刻，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把自己渺小的“自我”融化到火热的集体中去，在其中克服一切私心杂念。在那一刻，所有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的差别都被汹涌的手足情谊所淹没。大街上，陌生人相互攀谈，多年彼此回避的人互相握住对方的手，处处都能见到人们精神焕发的面庞。人人都感到自己的自我得到升华，他们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立的人，他们现在都是群众的一分子，是人民，他们原先不被重视的人格获得了意义。
也许，在这种眩晕之中还有一种更加深刻、更加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股惊涛骇浪是这样突然而猛烈地袭击了人类，将人这种动物自身未意识到的阴暗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一—那便是弗洛伊德深刻指出的“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和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阴暗的力量也参与到那疯狂的迷醉中去了，其中混杂着各种成分，有牺牲精神和酒精，有冒险精神和纯粹的信仰，有旗帜和爱国主义言辞的古老魔力一这是一种用言语难以描述的令千万人沉迷的可怕的情绪，它在瞬间爆发，为我们时代最大的罪行推波助澜，令它一发不可收拾。
在一九三九年，我们的世界不再像九一四年那样，有那么多天真幼稚的群众了。
一九三九年的欧洲，人们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至少对政府的能力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任已经消失殆尽了。人们走上前线，但是已不再梦想当英雄。人民和个人都已经感到，自己只是牺牲品，不是世俗的政治牺牲品，就是那无法把握的险厄命运的牺牲品
  一九一四年，人们在享受了将近半世纪的和平岁月之后对战争还会有什么认识呢？他们不了解战争，他们想都没想过战争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传说，正是因为岁月久远，反而被披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和浪漫的色彩。人们总是从教科书和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的角度看待战争：盔甲锃亮的骑兵部队激烈地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悲壮地正中心脏，整个战役就是一场军号暸亮的胜利行军。
由于毫无人性的机械化，一九三九年的世界大战比以往所有战争都卑鄙、残忍和灭绝人性一千倍。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谁也不再相信战争会具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了。而更加糟糕的是，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正义了，不再相信会有持久的和平，而他们本应为了这和平而斗争的。人们对于上次
战争带给他们的失望记忆太深刻了，战争带给他们的不是财富，而是灾难；不是满意，而是怨恨，还有饥荒、货币贬值、暴动、市民自由的失落、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发疯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
这使得两次战争有所不同。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意义，它关系到自由，关系到对一种精神财产的保护，这样为了一种信念去战斗的性质使得人们坚强刚毅。而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对于真相一无所知，它只是为一种妄想效劳，梦想获得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叫人产生幸福感的正是这样的妄想，而不是对现实的了解。因此，当年的人们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脖子上佩戴着花环，钢盔上还绕着橡树叶，喝得醉醺醺地，欢呼着走向自己的葬身之地。大街上，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好像过节一般。
战争是与理性和正常的情感格格不入的，它需要情感的冲动，需要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充满热情，对敌人充满仇恨。
  而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下去，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如此。军事当局对此很了解。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给人兴奋剂，这种煽风点火的工作理应由知识分子一—不管他们做这项工作时是心安理得还是问心有愧，是出于真心还是例行公事一一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完成。他们敲起了仇恨的战鼓，他们使劲地猛敲，直到每个对敌国不抱偏见的人都双耳轰鸣，心头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