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他们的父亲曾经是汉诺威步兵团的一名军官，1756年乔治二世向法国宣战时，老金纳斯特受命跨越海峡，与英国军队一同受训。双胞胎当时还是婴儿，只有几个月大；他们与母亲一起来到肯特郡的梅德斯通，他们父亲的驻扎之处。接下来的那几年里，他们发现肯特郡是个既没有信任也没有阳光的地方，对他们这种英语说不流利的人并不友善。他们的英语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字词像德语的影子似的堵在嘴巴里。他们雪白的头发和一模一样的面容成了当地孩童的嘲笑对象。
战争的最后一年，霍乱夺去了他们的双亲，提奥先生和本尼迪克特先生被孤零零地扔在他们狭窄肮脏的房间里；他们和一群顽童在街头流浪，扒垃圾堆找食物。一周后，救治他们父母的医生出现了，他得知双胞胎变成了孤儿，于是带他们回他奢华的大屋。
他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紧张。“你喜欢圣母玛利亚号吗？就这个船型来说，算是很漂亮了。脾气有点暴躁，”他点点头，像是在赞同自己，然后转向黑暗，“它是一艘私掠船，但该死的海军部两年前吊销了它的缉拿特许证。它的尺寸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它跟单桅帆船差不多大，但快一倍。至少曾经快一倍。孩子，你那是什么表情？现在它跑大西洋贸易，是啊，”本尼迪克特先生阴森森地扫了我一眼，“但不贩奴，如你所见。蔗糖和烟草。挣钱已经够多了，只要能让风从背后吹就行。”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来和我说这些。我想到他的兄弟，提奥先生说他尽管脾气不好，但心地善良。我猜这会儿和我说话的也许是他那颗善良的心灵。
他停下，等一名夜班船员穿过甲板，走向船首。“你看见了吗，孩子。所有水手都是同一个年纪，正负一年。你没觉得好奇过吗？没想过是怎么回事吗？”
我没有吭声。
“他们全都是孤儿。整个该死的船员队伍。孤儿院关门，他们被扔上街头，我收留了他们。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没做错是在布什尔的一艘小艇上，我险些被淹死，五个小伙子跳进波浪来救我。他们一共五个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我其他的人都跑了，只有他们留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埃德加先生对着蒂奇挑起眉毛。
“这孩子的脑袋里有眼睛，”蒂奇说，露出一个笑容，“我不说他自己也会看出来的。”
执事上下打量我；他又弹了两下响舌。“这个孩子，好吧，”他用他柔和的声音说，“我不怎么关注童年。这是一个极为脆弱的状态，因此违反自然，与人类生命格格不入。每一个人都能用刀割你，用拳头打你，用头脑欺骗你，每一个人都能在应该善待你的时候给你痛苦。由于儿童无法保护自己，因此他们需要良好的代言人和良好的父母。但是非常抱歉，好父母就像夏季的雪一样罕见。唉，”他哀伤地笑了笑，“也可能我在这方面怀有偏见。”
他领着我来到那个挖开的墓穴边。他打开提灯上的小窗，一道光斜着射出去，我看见墓穴里立着一把小木梯。墓穴末端有一块方形的地方被扒掉了泥土，我能看见一个箱子——一口棺材——粗糙的木盖。
“没什么，孩子，”执事和气地说，“你的王尔德先生就在底下，你可以去找他。”
我后退，惊恐莫名。我不敢从他身上移开视线。
他微笑，提灯照亮了这个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笑容。“哎呀，孩子，这不是坟墓，”他对我说，“这是一道门和一条通道。这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你别害怕。我们在上升前都必须下降。”
“你总算来了？”一个声音说。
是蒂奇。
这块空间太低了，无法直立——地底下挖出来的一个狭长洞穴，四壁和天花板用木料加固。地上也铺着木板，看上去还算干燥。提灯摆在斗室的尽头，蒂奇和埃德加先生坐在地上，还有两名逃奴。
我立刻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你会奇怪我为什么敢如此断定。然而一个男孩从生下来就和奴隶们生活在一起，自己连做梦都不敢想象自由，但听说过夜间脱逃的传闻和流言，他怎么可能会弄错呢？我看着他们的眼白和他们手指的颤抖就认出了他们；我从他们一动不动的肩膀认出了他们，就好像他们的呼吸并不属于自己。
“来，华什，过来，”蒂奇轻声说，示意我靠近，“我们有很多事要讨论，但能用来讨论的时间很少。”
我皱着眉头，慢慢向前爬。墙角里放着便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看见两个背包和一卷被褥靠在对面墙上。我看见两个逃奴看我的眼神，其中混杂着怀疑和同情。尽管我奇怪地感觉到了羞愧，但还是勇敢地看着他们：两个强壮的男人，脖子粗壮，指节有疤。
“他们明晚出发，”蒂奇和我对视，轻声说，“这是亚当，这是以西结。”
两个逃奴一言不发。以西结比较矮也比较瘦，眼神疲惫而和善；他的同伴看上去更粗野，像是从生下来就只遭受过虐待。他以冷酷的表情看着我。我没有开口。我好奇地望向蒂奇，然后看埃德加先生。
“华什，月底之前他们就会到达北方，”蒂奇继续道，“自由人。未来有人生等着他们的人。他们会去上加拿大，因此就是英国的属民了。”
“呃，”执事说，“也不尽然。事实上，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法案，奴隶抵达上加拿大后就会自动成为自由人。”
哎呀，多么可怕的寒冷。其后的许多年，我经常梦到当时的严寒。它有色彩，有味道——它包裹着你，就像不请自来的一层皮肤，然后几乎难以察觉地开始收紧。我愈合的肋骨开始抽痛。我呼吸困难。
伊贝尔先生提醒过我雪地非常白、非常冷。但它并不是白色，而是拥有色谱中的每一种颜色。它是蓝色、绿色、黄色和凫蓝色；我们经过的一些断崖透着微妙的粉红色。天空中的光线改变角度，我们周围的雪地的颜色变得更深，呈现出新的色调，就好比大海永远不会是单调的蓝色，而是在不停地改变色泽。而冷也不仅仅是冷——它是对热的褫夺，是彻底吸走血液里的温暖，到最后只剩下了热的缺失。寒风搅动，感觉就像镰刀划过皮肤，就仿佛我们是甘蔗，而寒风是我们残忍的收割者。
于是我看见了他，一个男人从阴影中起身；他就像一位神话人物，王尔德家族的伟大族长，皇家学会的院士，科普利奖章和贝克尔演讲者的得主，他的学识引燃了儿子的求知之火，从此再也没有熄灭；这个男人吸引我们一路向北，穿越冰原和危险，不顾一切不利因素，啊，这个男人，他阐述彗星为冰质的论文曾经使得索邦神学院陷入混乱，他能够用十二种语言表达他的学识，他欣赏鞑靼人的笑话和印加人的色拉；这个男人教他三岁的儿子用刀舀东西而用调羹切东西，因为没有人应该认定一种工具只拥有它规定的用途；这个男人过着一千种生活，他沉重的英国皮靴踏上过五大洲的土地，采集过每一个大洲的泥土样本——我见到了他，我滴着水跪在低矮的门口，目瞪口呆。因为他身材矮胖，蓬乱的络腮胡底下的那张脸显然属于活人，而且丑得扎眼。
王尔德先生的心已经变成了一个损坏的机械装置。我逐渐得出结论，倒不是说他不会爱别人，只是他的爱来得断断续续。
一天，我坐在那儿画一个标本。尽管我已经画过许多张图了，但我仍旧骤然震惊于自己的本领，震惊于我能用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泥土、畏畏缩缩的细瘦手指创造出一幅幅图画。我的作品与其说是图画，还不如说是标本死后的灵魂写照，用墨水模拟出的朦胧光影固定在绘图纸上。这漫长的几个月以来，我已经走得多么遥远了；我在技艺和人生两方面都成长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