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化研究的两种形式

凯瑞认为，对文化研究的抵制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实证的方式，另一种是现象学的方式。
实证主义对文化研究的抵制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根植于深层的政治本能（在硬科学与软学术、知识与观点之间保持分明的界线）。
对实证科学来说，物理学是其典范， 而心理学是冒牌货。实证科学的发展过程不仅与资本主义， 而且与议会民主有独特的历史关联。实证科学在认识论上为民主奠定了基础，为真理战胜观点提供了保证，最重要的是，为人们可以据此判断并修正政治实践的自由传播提供了典范。
而现象学家希望描述主观生活，用雷蒙德·威廉斯一句话来说就是，现象学家希望描述现代的“感觉结构”，传播媒介就是与意识形成有关的最重要的经验形式之一。
任何围绕社会结构因素（包括阶级、权力、权威）将意识的多样性问题搪塞过去的学术活动，都是自我封闭的自行其是，这也正是行为主义阵营中的现象学家想方设法竭力逃避的。
凯瑞不相信社会民主需要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客观主义者来维系，也不认为需要放弃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他认为，推动文化研究不一定要把文化简约为意识形态，把社会冲突简约为阶级斗争，把共识简约为顺从，把行动简约为再生产，把传播简约为高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