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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浪浪

读过全球“猎身”

2022-02-17 15:10:56

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飙

序一寻找一个新世界

P14

核心问题：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资本可以在全球范范围内高速流转，那么劳动力是怎么被调动、被管理来适应这一情况的？

真正问题：世界经济中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而被构造出来的，这一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又有怎样的社会后果。

P15

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的这一国际劳动分工，还导致非西方学者的“自我猎奇化”

设想将“关系”“背景”等概念看作中国人的民间社会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实践；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事实的“关系”“背景”不可能是中国独有，真正有特色的是，中国人对这些事实格外敏感，而且发展出一套话语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P17

自我的对象化和世界的外化

中国19世纪末期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换。

赵汀阳

“天下”：有制度的世界

“世界”：地理性概念

天下观念是不是真的这么特殊？

（1）从世界范围看，在国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无限延伸的空间想象可能是相对普遍的。

· 吉尔兹(1980)描述的“那轧拉”(梵negara,意为王国)政体与此类似，“那轧拉”不通过实际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手段控制疆域和人口，而是通过一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仪式表演来整合政体。他因此称之为剧场国家。

（2）历史地看，天下和现代国际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相通之处。

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世界”

改革时期

我认为在改革时期的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是，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趋于单一化而不是多元化；二，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

P32

当我们靠这内化了的儒学论述来定义自己，来界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文化也就被神秘化、本质化和绝对化。这和在冷战之后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逻辑上是有关联的。当世界被单一的经济和政治逻辑所统治，当人们越来越依靠所谓的文化和宗教来寻找生命的意义，甚至要把文化和宗教当作捍卫自我尊严的武器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文明绝对化。

序二一个陌生者的探险

其实20世纪的“国家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世界运动”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为己任，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

民族志在这方面作了探索，从而提出所谓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在一个民族志里同时展示多个观察地的情况。

马尔库斯(Marcus, 1995)认为以前的“单点”民族志也考虑到一系列的普遍问题，但它们是“在世界体系背景下”的民族志，即把世界体系当作是一个外在的背景条件;而多点民族志是“关于世界体系”本身的，因为它要通过对多点之间的联系和流动的描述，从内部展示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图景。

我认为平铺式的和零碎民族志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它们不重视概念化和抽象化。

多点研究虽然可以雄辩地展现出不同地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却不能揭示这些联系本身是如何历史地、制度地被产生出来。

在平铺式民族志那里，具体和总体的关系倾向于机械的加总，而不是分析性的。

加总难以产生新的知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流动与联系一网打尽、做到真正“全面；同时，社会生活高度复杂，跨国的流动与联系在某任何一个时点都包括无限的内容(比如经济上的汇款，感情上的思念，对移民身份的担忧等等)。这样，我们必须要靠概念化进行想象和选择。

...为了厘清这些流动和联系，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十分必要。抽象化将各种联系和流动组织在一个概念体系当中，给那些相互关联的地点赋予结构上的位置和制度上的意义。

我关心的不仅是显现的、行动者自己意识到的种种跨国联系，更重要的是去发掘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毫不相干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出我们以前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坚决反对现在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所谓文化分析反映和阐释当事人自己怎么看问题，而政治经济学是由外界强加的，忽略甚至扭曲人们自已的观点。我认为情况可能正相反。老百姓在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时候，通常是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家，倒是外来学者要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释。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即其对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不平等的关怀，促成了它对概念化和抽象能力的追求。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把现实情况“当然化”从而接受；如果我们不满于现状，我们必然要通过概念化的分析，指出背后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些平铺的民族志是政治上的妥协。)比如“劳动”的概念、“价值”的概念，都是非常具体的存在，但是具有极高抽象能力和理论化潜力。

但是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又不一样。政冶经济学从一些基本原理或者假设出发，根据逻辑演绎，意欲达成关于普遍“规律”的描述。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是从具体现象出发，通过在具体场景下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实质性的联系的梳理，呈现某现象的整体形态(confguration)。政治经济学通常追求建立一些必规律，而民族志式的抽象化则充分重视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和历史性。

导言构造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的“抽象化”：市场关系逐渐从家族、宗教和社会关系分离出来，并且要倒过来支配和主宰其他社会关系的过程。
“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围绕着高度灵活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经济形态。

人类学家“嵌入性”的视角：不管什么样的抽象化和全球化，经济活动依然是嵌入在人际联系中，并被这种联系所塑形。

波兰尼（Polanyi）的“嵌入性”：物质生产和交换附属于其他的社会关系（比如宗教和家庭），这些社会关系独立于经济行为之外，且不会随着经济行为的终结而消亡。
现在人们说的“嵌入性”可能恰巧相反。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者关注经济行为怎样“嵌人”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似乎经济行为是由外界强加的，这或许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一个更具启示性的问题或许恰恰相反：即我们要问，人们是怎样发展和运作社会关系而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行为本来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部分。

作者认为：世界经济的“抽象化”绝不是什么“经济法则”驱使下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是通过对各种制度的重新安排、通过在不同层次上的一系列不平等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被建构出来并得以支撑的。

概览：猎身在行动

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

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咨询公司body shops➡️印度工人被body shops中招募雇佣➡️委派任务

（这不就是58同城家政工？）

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阶段尤其如此。

猎身过程中存在着对工人的层层剥削：工人-（小劳力行）-大劳力行-大公司

“猎身”兴起的原因：

技术：互联网技术使各个经济部门“去地域化”

经济：高科技工业90年代后期的“金融化”

制度：签证放宽；但政府对用人单位多有限制（保护劳工权益，因此猎身靠逃避国家法规维护用人公司利益）

民族化、个体化和跨国化

P11

猎身的运作规模和范围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IT劳动力的“民族（印度）化”

民族化也是猎身体系自我强化机制的一个外在体现。有着强烈企业家抱负的IT工人之所以委曲求全，愿意接受猎身的条件，不仅仅因为他们要靠猎身进入世界劳动力市场，而且他们在稍后可以通过做劳力行的次级代理人、或者干脆建立他们自己的劳力行，开始积累他们的原始资本。
随着业务的发展，劳力行在劳务.上的生意通常并不会发展扩大、有时甚至会萎缩，它们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其他IT业务；当这些劳力行升级为技术公司时，新的劳力行不断成立，填补以前的劳力行遗留下来的市场，将更多的印度工人源源不断带入世界劳务市场。所以说，猎身的“民族化”并不是因为各家劳力行要坚持印度路线，而是因为这项业务被看做是一个起点——每个印度IT工人都可以从这里起家，最终实现超越，成为跨国的科技企业家。
这也使得猎身体系的民族化和其他移民群体的民族化很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化(比如同民族的移民在新住地形成聚居点，或者同民族群体占据同一经济产业)发生在迁移过程之后；民族化通常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往往体现了移民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重新确认(比如，Mitchell, 1969;Castles and Kosack, 1973; Cohen，1974, xi)。而猎身的民族化则是在流动过程之中发生，是对该流动模式本身特征的反映。

· 伴随“民族化”过程的是“个人化”：

P14

个体化的核心信仰是：市场的机动性与不稳定性使得个人的能力和价值成为其成功的主要源泉，而群体内的凝聚力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如雇主和雇员之间）在当今社会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P15

劳力行鼓励工人向上流动：成为澳大利亚居民或者到美国发展是成功的表现，能吸引更多优秀新工人；流动成功的工人会回过头来成为劳力行经理，帮助业务扩张。

简言之，个体化将猎身体系中的经营风险个体化了——它将风险分散给每个工人个体，从而使得劳力行要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它也将向上迁移的机会个体化了，这使得猎身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不断地扩大。
民族化和个体化得以交织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跨国化，即猎身体系在本质上是一项跨国业务。
[1] 大量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试图用“社会集体力量”来解释社会现象。比如，不少研究强调在一个群体中，如果一个人不能还债，他/她就会被群体驱逐出去，因此每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遵照惯例办事，于是，经济和社会秩序在整体上得以存续(Letyon, 1970; Wallman, 1975 ; Herman, 1979; Kosmin,1979)。
这里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是，它们试图用从个体行为中最终“浮现”(emerging)出来的集体性特征来解释个人行为；可谓因果倒置。
真正重要的不是要解释人们怎样按照已经建立完好的规范和结构来行动，而是要回答：这些集体社会力量，如强制性的信任，是怎样由个体间的日常互动而形成的？

P15-16

但是为什么只有印度的IT人才在全球范围特别的受欢迎，以至于让猎身成为一项跨国业务？除了印度IT工人成本低、素质高、且人数多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关键在于他们所负载的高额跨国剩余价值。

跨国剩余价值：在印度生产IT劳动力所需的投人和全球市场的平均薪金(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回报)之间的差额。

猎身的民族化，根本上反映了一个在劳动力生产中的国际分工系统。在这个分工体系中，印度这个国家(与“文化”没有直接联系)成为专门生产甚至是过度生产IT劳动力的基地。

在“去嵌入”的全球化市场中，猎身的跨国性使得印度IT工人在全球范围追求个人成功，而其跨国性又根植于既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因此个体化在宏观层面呈现为民族化。

[1]非常粗略地讲,西方个人主义可以分为两个版本。古典社会科学家们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涂尔干(Durkheim)和莫斯(Mauss)都强调,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从血源关系和其他先赋性的组织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决的实体。
在吉登斯(Giddens)和贝克(Beck)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个人主义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盛行、阶层意识的丧失和反身性自觉性(reflexive agency)的加强。

印度为全球IT产业贡献了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美国则在全世界吸收现成的、高质量的IT人才。

P17

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下，印度IT工人们在表面上的多方向流动和不断扩展的网络，实际上加深了财富、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

猎身体系的跨国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引发了新的跨国流动和联系，而是因为它导致了新的财富积累策略、新的价值转移方式和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关系。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抽象化”——在猎身这个案例中具体体现为不断加剧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反过来又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既定的格局。

本书的结构

本书力求把对猎身的内在机制的揭示，和对猎身的宏观制度意义的分析融为一体。

第一章

介绍猎身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指出猎身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力经营体系，它的出现不是对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自动回应，而是因为它能在不损害(劳动力接受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工业的劳动力要求。

第二章

讲述了在印度的安得拉邦省，大量的资源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生产与过度生产IT劳动的。
嫁妆制度是其中一项关键的动员手段。

第三章

进一步论证劳动力生产对猎身系统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巨大的IT劳动力蓄水池，印度的劳力行不仅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特别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而且能够依靠工人——通过向他们收取各种费用、利用他们的免费劳动力等等——而渡过市场的低迷期。

从第四章开始，本书详细叙述劳力行的商业运作。

第四章

追溯了劳力行在悉尼的发展轨迹。

第五章

厘清了中介链的结构。
叙述了不同规模的招聘代理如何相互依靠，分别承担着应付市场、国家和工人的不同职能。

板凳制度是劳力行能在这些链条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基础。那么劳力行的老板们是怎样获得“板凳工人”的顺从的呢?

第六章

指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一系列关系的集合：包括劳力行老板与悉尼的印度人社团之间的关系，劳力行老板、工人们和中间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工人自身职业发展的策略，对不少工人来说，他们正是要通过和劳力行的合作而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跨国产业。

第七章

讨论问题：猎身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某些本质性的变化？
详细描绘了猎身的世界体系，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本书所提供的实证材料——即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猎身活动在全球图景中处于什么位置。

第八章

讨论了猎身与广受关注的印度的“IT奇迹"，以及与印度当地社会的关系。

基于前面的民族志材料，我强调印度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各层次上的不平等关系：

宏观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
中观的(比如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关系)
微观的(劳力行内部)

价值被不断地从地方社会抽取到全球市场。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抽象化和去嵌入化的一个基本逻辑。

第一章 “猎身”的全球背景 P19

直接原因：1990年代后期世界对“Y2K程序”的需求

· “金融民主化” 与IT劳动力的 “虚拟”短缺 P20

P21

P24

IT业界对于技术短缺的通常定义是指：预期中具有某一特定技术的工人数量与当时可供使用的已经掌握这一特定技术的工人数量之间的缺口；而从来不会将那些能在短时间内习得这一技术的待岗工人计算在内。

P25

总之，在IT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缺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雇主希望看到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从而能支持他们业务的持续扩张。与真实的短缺不同,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更多的供给反倒可能产生更大的短缺。因此，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

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反映在全球猎身的业务中，我们将看到劳力行一-方面让不少工人坐冷板凳，而同时又四处积极网罗新工人。

P27

由于IT产业的迅速缩水，一些职业中介公司则开始向对被解雇员工提供“再就业”服务，帮助各公司对员工进行重新安置，让他们去其他地方、乃至其他国家工作。如此，大量的失业工人不得不辗转到新的国度去寻

找工作机会，或者直接回家。当网络之兴(dot-boom)变成了网络之殇

(dot-tomb),“B2C"成了“回到钦奈”(back to Chennai)的缩写;而“B2B”则代表“回到班加罗尔”(back to Bangalore)。

P27

跨国流动性得益于：

全球性的资本流动

IT产业的人海战术

IT工业的专业标准是由大公司设定的。而不像其他一些专业人员的流动要受到各国政府资格认证的限制。

· 人才之战争与管制之障 P29

这样，国家的管制与技术和贤本的迅速变化之间形成深刻的矛盾。这为代理机构，特别是IT劳力行,提供了生存环境。

代理机构和劳力行对于一个制度化的灵活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将供求双方(工人和公司)连接起来，更重要的它们是克服了制度上的僵性。

第二章安得拉的“IT 人”生产线 P36

P38

印度的IT热，热的不是IT产品的制造，而是“IT人”的生产。“IT人”在海得拉巴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 “学位店”和“技能店” P38

公立大学&精英机构（印度版MIT：NIIT）
私立学院
私人技术培训学院（“学位店” D-Shops、“技能店”T-Shops）

P45

NIIT经营秘诀：全球化扩张和地方性渗透的结合——全球流动的专业人才是靠地方本土资源而生产出来的。

· “在海得拉巴买房，在安得拉置地，在美国赚钱” P45

印度中央政府将传统的贫穷人口划分为三个“落后种姓”群体：即，特别登记种姓(包括那些从前被认为是“贱民”的被压迫者)、特别登记部落和“其他落后种姓”。

印度的名额预留照顾制度规定，在公立大学和政府部门中，要有至少15%的学生或者员工来自特别登记种姓，7.5%特别登记部落，27%其他的落后种姓。

历史变迁因素

（1）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改革（2）社会流动：中产流向城镇（3）教育投资

（4）嫁妆制度：当一个家庭出了个成功的IT儿子，首先引起周围人羡慕或嫉妒的是他能为家庭挣来数额不菲的嫁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嫁妆制度在印度南部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以前,除了喀拉拉邦(Kerala)的部分地区,印度南部绝大部分阶层的婚姻规范(Srinivas, 1983)是由新郎付给新娘家彩礼。斯瑞有力地证明了:“现代的嫁妆完全:是在英国统治下,货币化、现代教育,以及‘组织化部门' (organized sector) 的引入等社会变化的产物”(Srinivas, 1983:13)。(根据现在印度官方的统计口径，“组织化部门”是指公有部门机构,以及私有部门中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非农业机构。见DES1999 ,413,表28.17,脚注1).例如,在西方教育被引入后不久的20世纪初,一个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的男子就开始要一万卢比的嫁妆了(在当时相当于700英镑) (Srinivas,1983:14)。简言之,嫁妆在某种意义上是富裕家庭“购买”那些被重金打造过的(为了支付其西式教育).在高级部门(尤其是殖民政府部门)工作的、有前途的男子的代价。Srinivas (1967a,126) 因此将嫁妆制度的兴起和普及视作“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梵化"(Sanskritization,即“传统化”或者“正统化")的过程。他这样写道:“不断发展的世俗化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嫁妆制度在最近几十年间所体现出来的极度重要性。不仅在迈索尔和印度南部其他地区的婆罗门需要支付嫁妆,而且在全印度的许多高等种姓中也是如此。”Oldenburg (2003) 基于彭加(Punjab)地区的史料,证明了印度北部的现代嫁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的“男性化”,比如妇女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军队和殖民政府这些高级职业部门只向男子开放，从而使得男性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女性。

P51

对年轻新娘的偏好使得女性基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又使得作为补偿的高昂嫁妆更有必要。

对年轻新娘的偏好使得女性基本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又使得作为补偿的高昂嫁妆更有必要，此外，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移居到城市或西方国家，而父母们则倾向于让儿子迎娶在印度的或者出自农村家庭的媳妇，这样，有钱农家女配有才城里郎、或者是本土新娘嫁海外印侨，就成了典型的婚姻模式。对女方家庭来说，这些婚姻意味着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此付一笔高额的嫁妆也不是打水漂。在这个意义上，嫁妆就为了转移剩余价值的一个直接手段——将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男性偏爱年轻女性使得女性无法接受教育，女性还得为“没有受过教育”而付出高额嫁妆。

· 生产IT人成了家族生意 P51

P52

高额的嫁妆可以被视为对新郎的父母早年对儿子教育投资的一种回报。

P53

P57

亲人之间的攀比也成为人们投资教育、送子出国的重要动力。

第三章 “卖身”和卖工作 P58

· “付费工人”和海得拉巴的劳力行 P64

P65

海得拉巴的劳力行并不在靠向海外公司兜售劳动力(工人)来赚钱，其生意的本质是向印度工人出售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机会。

P67

在劳力行所打的广告中，这些工作被描述为“让你自食其力、并有赚钱机会的实习”、“为了就业的培训”、或是“在职培训”(on job training)——有的时候由于笔误，“在职培训”被打印写成“无业培训”(no job training),这倒更恰如其分一些。

· 全球猎身，印度中心 P71

印度能成为全球性猎身生意的协调中心，是各类不同机构（比如劳力行、专业IT公司以及培训机构）共同存在和互动的结果。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通过为世界市场生产和提供印度IT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利润如此丰厚，足够这些机构分享。

第四章悉尼的“ 名牌劳力”生意 P78

“ 玻璃天花板”是指等他们晋升到一-定层级之后,就升不上去了的现象;
“玻璃门”则指他们很难从技术岗位进入管理性岗位(Simmons和Plaza, 1999 ; Watson, 1996; Saxenian, 2000)。

P80

当然，印度IT专业人员所缺乏的仅仅是在公司里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沟通技巧;在印度人群体内部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即我的印度被访者和澳大利亚媒体所说的“民族活动”),印度人之间交流的热烈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见过的大部分澳洲人的聚会。因此,这种所谓的印度人沟通技巧的缺失，可能正反映了管理层人员没有意愿和兴趣与他们主动接触的事实而已。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民族关系"的问题在高科技工作领域中明显可见，隐性的歧视依然存在。

P82

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在移民创业的过程中，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但是妇女在主流经济中从事有偿劳动,譬如在工厂当工人，她们稳定工资为丈，夫的非主流经济活动作出了很多无形的贡献(Bhachu,1988;Werbner,1988)。从这方面来说，自主经营的印度IT业生意与那些街角的杂货铺在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 “销售和开发完全是两码事” P84

· “只有印度人才应付得了印度人” P87

· 重叠的生意 P91

P93

· 同一屋檐，多顶帽子 P94

“过度注册”

P100

总而言之，猎身生意是在和其他IT业务的交叉运作中发展起来的。由于交叉性的特征，对于1990年代末来到澳大利亚、有心要发展自己的企业的IT工人来说，猎身生意不仅把他们作为劳动力带人了全球市场，而且成为他们自己开发生意的重要起点。这一生意使得他们在跨国范围内快速积累资源,从而由跨国“技术员”上升为跨国“技术企业家”。

第五章中介链和板凳术 P101

· 多层次圈 P109

这样的约束意在加紧控制劳力行、保护工人的利益;但是在事实中,这有时候使得中介链变得更长(因为小中介更加难以和大中介直接建立联系),最终导致工人拿到更少的工资。

· “印度人最不可靠!”P111

P111

供需之间的错位——即有工作机会的找不到工人，有工人的找不到工作，在职介行业中是很平常的事。而这个问题又在市场低迷时期变得

尤其突出。一方面,劳力行里的板凳工人越来越多，劳力行急着把他们派送出去;另一方面，大型中介公司和客户的拒绝率越来越高，一旦工

人在面试中或在试用期间被拒，劳力行必须立即提供合适的替补人选，同时也要尽快把遭拒的工人再次派遣出去，以使得损失最小化。劳力行和劳力行之间非正式的关系是解决这些错位问题的主要方法。

大体上讲,不同规模的劳力行之间的合作相对顺利。
与此相反，规模相近的劳力行之间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即使发生合作，也常常因纠纷而终止。
当规模相似的劳力行合作时，它们通常要找一个中间人。

· 过度定座 P115

劳力行担保人有时候会先算计工人最低能够接受多少的工资，然后拿走剩下的钱。这样,回扣率当然因人而异，厉害的工人就能多拿一些，而顺从的工人工资就少。卡纳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心理学比管理学更重要”，所指的可能正是对这类事务的处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担保人的回扣额度可以讨价还价，也使得多次倒手更容易被工人们所接受。一个被访者对我解释为什么他觉得没有必要改变签证担保人，因为担保人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回扣比例:“如果一个中介本来是要拿40%的，现在要和另一家中介合作，他就要把回扣降到20%。他们是靠我们来挣钱的，他们也必须考虑这一点[ 工人的利益]。”

中介链解释了一个广为人知但又令人迷惑的现象，即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上对IT劳动力需求不小，同时却又存在相当普遍的移民IT工人待遇低下、短期失业的现象。一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作的H- 1B印度工人把猎身生意比作是航空公司过度预定航班座位数的做法。这样，万一有人退票，航空公司不会浪费座位;而劳力行过度引进工人，这样一旦工作机会，他们可以随时派送工人，不至于“浪费”工作机会。[1]

P117

总之，猎身生意和中介链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但又是高度分散的工人库存。IT业和其他商业公司以及公共机构可以随时从中挑选和淘汰技术工人。形成这个工人库存的成本主要由工人自已承担，而不给当地政府和社会造成任何负担。

第六章为什么顺从? P118

· 劳力行和印侨社团的连锁 P124

· 工人当上了协调人P128

工人会选择stand by老板

· 工人之间：帮忙可，团结无 P132

· 出路 P138

根据赫什曼(Hirschman, 1970) 的说法，在市场经济下，当人们对一定的经济组织不满时，人们通常有三种基本回应:“退出”(exit)、“表达”(voice)以及居于其间的“忠诚”(loyalty)。
“退出”指的是雇员或者顾客用脚投票，
“表达”则是在组织内部，组织成员提出不同意见，而不退出：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行动。
从集体行动的观点来看，“退出”在理论上要比“表达”更有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一产品或者厂商不满的顾客都通过拒绝购买使自己的意愿得到传递，而不是对生产商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
但是对于一个制度性的失误，特别是涉及劳资双方关系的时候，“退出”并不总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忠诚”成为一个均衡的策略：雇员随时提醒他们的雇主他们对什么不满意，而要想促进忠诚的雇主们会认真倾听。这样，失误可以被及时纠正，体制得以持续发展。

但是在猎身业当中，无论在工人还是老板看来，“忠诚”都完全是过时的，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似乎不再(应该)存在人和人、人和组织之间的忠诚关系；而“表达”、甚至任何抗议情绪的显现，也都受到坚决压制。工人们首选的策略，则是“安静的退出”，或者更常见的是搭乘“电梯”离开。

所谓安静的退出，指的是工人们秘密更换老板；而“电梯”则意味着在(公开)离开某家劳力行之前，该工人已经(秘密地)获得了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或者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签证。

所谓“电梯”，乃指这一策略的关键是工人必须得到地位上的上升。“电梯”可以被看做是“退出”策略下的一种次级形式。当然，秘密退出和电梯策略之间的分界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区别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工人的主观态度：是强调秘密，还是强调自己地位的提升。这些策略并没有纠正(猎身)体制内部的失灵现象,但是有效地赋予猎身行业一种自我维续的机制。

第七章猎身的世界体系 P143

P145-146

尽管劳力行老板和IT工人们看上去不受约束，在网络化的全球人才市场上自由翱翔，但是在他们心目，世界绝没有变成一个“无国籍”、无边界的开放运动场。

“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和签证吗?”这通常是我向我的印度被访者做完自我介绍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我的被访者们并不打算审查我的背景，而是出于对护照和签证的强烈兴趣，想看看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再仔细端详一下英国签证。当印度IT工人们讲起他们的移民经历时，他们经常要强调他们获得护照和签证的确切日期，在他们看起来这些是流动历程中的关键里程碑。

这多少使我想起了斯瑞内沃斯(M.N.Srinivas, 1967b, 54- 55)所描述的，在印度的达萨拉节(Dasara)期间，一个人对其谋生工具的奉拜(比如印刷工人会给印刷机器彩上戴花)。人们认为这些工具具有超人的力量，决定了他们的工作；这可以被看做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被访者们从来没有对计算机——他们的谋生工具——怀有类似的敬畏之心，但是护照和签证则被看做几乎是被浸透了神秘权力的。

护照和签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决定他们流动经历的关键；我很容易想象它们被供奉于朱砂、熏香和鲜花之间。澳大利亚作为跳板和安全基地这样的双重角色也进一步表明，IT工人们的反复移民策略(multiple migrations)不仅取决于某一个国家移民和劳动雇佣等政策，而且还受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的影响。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跨国流动有利可图，也使得一个猎身的世界体系成为可能。

· 美利坚合众国:“IT人的麦加”P146

公司多、技术新、汇率高、工资高
社会关系多、朋友多

· 全球门户：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东P149

· 美国的卫星：加勒比海和拉美 P153

· 新前沿：“你是印度人吗?”和“有人做德国梦吗?” P155

因此，世界猎身体系的形成，其实是一个IT工人们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状况，并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寻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印度初级IT工人进人全球市场的更高部门做了准备。

IT工人们利用澳大利亚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积累经验、提高技能、获得能够给他们退路的永久居留权；

在此之后他们从那里跳到报酬更高、但是变幻也更多端的美国市场。

美国灵活的劳资关系和行业领导者的“风险文化”(即不怕风险的文化)之所以能够维持，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因素的一部分成本和负面后果(比如，高度灵活的劳资关系将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足)被转移到了像澳大利亚这样较为稳定的生产基地。

因此，在全世界的猎身业中，作为中心的美国、作为根据地的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作为初级原料(在这里是IT劳动力)的生产基地的印度，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契合了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所定义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

结语全球IT业中的“印度三角” P158

对技术革命的乐观估计，常常忽略了信息技术本身的社会性，即该技术是被谁、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目的而被创造和使用的等这些社会过程。

在这种新事物的背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一系列对劳动力——包括对劳动力的生产、配置和控制进行管理的特殊模式。

劳动力在这里特别重要，首先是因为IT工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本身是刻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IT工业内在的必然属性）；如何创建一个跨国劳动力系统来对应和利用全球范围的极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对IT工业趋势是一个挑战。

由此，猎身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使我们审视日趋“抽象化”的经济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和制度安排而被建构起来的。

P160

印度IT三角：

- 正式的IT部门：印度国内的大型公司

- 非正式的IT部门：猎身

- 海外的部门：侨民经营的中小公司

P163

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主流媒体和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而是我的研究表明，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P164

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新的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抽离化”（disembedding）的趋势（即财富积累和流转和其所在的社会越来越没有直接关系）将会带来两极分化：精英将走遍世界，二穷苦无权者则寸步难行。（Bauman，1998 ; Hoogvelt, 1997)。
卡斯特(Castells, 2001, 277)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断言，互联网将“把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截然分开，但却不再是南-北的划分，而是一部分人围绕着世界上不均衡分布的网络节点，与创造价值的全球网络相连；另一部分人则被‘屏蔽’，与互联网络毫无千系”；全球的生产系统也因此会变得“同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高价值、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和劳动场所，另一部分则不具备(或不再具备)这样的特点，但仍然存在”(Castells, 2001, 266)。

然而，猎身业的案例则显示，比起这样的“内”“外”分野(即谁在新经济之内，谁在新经济之外)，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人群如何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会变得真正没有价值或生产能力，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为什么会显得没有价值或没有生产能力。很多人对全球财富做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但他们被认为与全球化的进程没有任何关联。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上的往往也是政治上的排斥，对于维持“印度三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对于维持IT三角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至关重要。正是凭借着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科技的力量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IT人的暴富变得理所当然、且为人称道，从而社会资源大量涌人IT部门也显得天公地道、顺理成章。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上的排斥把不平等的在财富分配上的联系合理化并且强化了。

引自结语全球IT业中的"印度三角"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