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占领，解放

这本书的标题取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故事。国王西西弗傲慢地违抗诸神，结果被判罚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但每次石头接近山顶，就会从他的手中滑落，然后又滚下去，所以他不得不艰难地返回，再重新开始。加缪问：如果我们发现生活其实就像西西弗的工作一样徒劳，如何回应？
如同萨特在《恶心》中一样，他指出，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我们起床，上班，工作，吃饭，工作，下班，睡觉。但偶尔，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突然一颤，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略带惊愕的疲乏”，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缪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当一个锤子坏了的时候，存在的可疑本性就出现了；而加缪同样认为，日常事务中类似的基本崩溃，可以让我们追问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和海德格尔一样，他认为答案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说辞：对于加缪来说，我们必须决定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进。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加缪在书的结尾，让西西弗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荒诞，重新恢复了他无尽的劳作。因此，“你必须把西西弗想象成很开心”。
但加缪所受的主要影响，不是来自海德格尔，而是克尔凯郭尔，尤其是1843年的论文《畏惧与颤栗》。这篇文章也通过一个故事阐明了“荒诞”：克尔凯郭尔选择的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他挚爱的儿子以撒献祭，而不是通常的山羊或绵羊。但亚伯拉罕毫无怨言地带着以撒前往祭坛时，上帝似乎有些惊讶。于是，在最后一刻，上帝放过了他，亚伯拉罕和以撒便回家了。不过，让克尔凯郭尔震惊的，既不是顺从，也不是撤销献祭，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似乎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被迫彻底离开了正常人性和父爱保护的领域，但不知何故，亚伯拉罕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他很爱儿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个故事要表明的是，为了在生活的缺陷暴露后继续生活，我们必须做出这种不可能的跳跃。正如他写道的，亚伯拉罕“无限地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诞的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这正是加缪认为他的现代读者需要去做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无关上帝。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加缪的观点与被占法国的生活之间具有的联系。一切都在妥协，一切都迷失了——但一切似乎都还在。业已消失的是感觉。但没有感觉，你该怎么生活？加缪和克尔凯郭尔提供的答案，很像是英国鼓舞士气的海报上的那句格言：保持冷静，继续前进（Keep Calm and Carry On）。
但萨特想要说明的，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把意识仅仅定义为了一种虚幻的“关涉性”（about-ness）。我的意识很明确是我的，但它没有真正的存在：除却它伸向或指向事物的倾向性，它什么都不是。如果我审视自己，似乎看到了大量稳固的特质，大量的个性特征、倾向、局限和过往伤痛的遗迹等等，全都将我指向一种特性时，我却忘记了所有这些其实都不能定义我。通过反转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萨特指出，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故我是自由的。”
这种激进的自由让人紧张。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它们都无法像真正的绳索那样牢牢绑住我。萨特举了个例子，有一个嗜赌成瘾的人，虽然他老早就下定决心不会让自己染上赌瘾，但如果这个人不巧在赌场附近，感到了诱惑的引力，他就得再次重申他的决心，而不能仅仅只是想一下最初的决定。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选择遵循某些总的方向，但我不能强迫自己始终坚守。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许多人会把长期的决定转变为某种现实世界的限制。萨特举了一个闹钟的例子：闹钟响起，我乖乖下床，仿佛我无法自由地考虑自己是否真想起床，所以除了服从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近来的一些软件应用程序，其背后也是类似的想法，比如，它们可以在你想要工作时，屏蔽掉小猫小狗的视频，以防你不可救药地看下去。你可以将其设置为限制你在特定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或让你完全上不了网。颇具悖论意味的是，这类程序中最流行的一款名叫“自由”。
所有这些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假装自己是不自由的。我们很清楚，闹钟总是可以被重置，软件也可以被禁用，但我们会设置一些障碍，好让这一选项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如果不诉诸这样的手段，我们将不得不在每一刻都要应对自由的广阔无边，而这将让生活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才纠缠于各种微妙的方法中。萨特举了几个例子：“我今晚与皮埃尔有约。我一定不能忘了给西蒙回复。我没有权利向克劳德再隐瞒真相。”这样的短语暗示的是我们身不由己，但在萨特看来，它们是我的选择的“投射”。或者用他令人眩晕的措辞转换来说就是，它们是“许多对抗痛苦的护轨”。
他试图成为一件叫“服务员”的艺术品，但事实上，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是一个自由、容易出错、充满了偶然性的人。就这样，在否定他的自由后，他进入了萨特所谓的mauvaise foi之中，也就是“自我欺骗”（bad faith）。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毕竟，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欺，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得以维系下去。

在萨特看来，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被种族、阶级、民族、历史、工作、家庭、遗传、童年影响、事件，甚至是潜藏在我们声称自己无法控制的潜意识中的内驱力所造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欺。
这些全都不是在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或虚空中做选择。我总是处于某种预先存在的“境遇”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必须行动。我确实需要这些“处境”，或者说是萨特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才能做出充满意义的行动。没有它，我的自由只会是浮在半空中的某个人所拥有的那种无法令人满足的自由——或许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纵身一跃，却发现她自己漂流在零重力中，她的这一跳不算数。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约束地行动，当然也不意味着随意行动。我们常常误以为，那些能够使我们自由的事物——语境、意义、事实性、境遇、我们生活的大体方向——是定义我们并夺走我们自由的事物。但其实，只有依靠所有这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萨特把他的观点拉扯到了极端，坚称即便是战争、监禁或即将死亡，也不能带走我存在的自由。它们构成了我的“境遇”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和无法忍受的处境，但仍然为我接下来选择做什么，提供了仅有的一种背景。如果我要死了，那我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在这里，萨特恢复了古代的斯多葛派观念：我或许不能选择我会遭遇什么，但从精神上来说，我可以选择如何看待它。不过，斯多葛派面对可怕的事情时，养成了冷漠的态度，但萨特却认为，我们应该激昂地，甚至是疯狂地，参与到我们遭遇的事和我们可以实现的事当中。我们不应该指望自由不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