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既可怜又可嫌”................................................................ 205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是我在征收中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农民可怜是我们一直知道并且深为认同的，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经济贫困，靠外出打工为生，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民留在城市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所以，一提及收税，人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前些年那种“牵猪子，撮谷子，扒房子”的悲惨场景和“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的“动漫印象”，而有些农民调查之类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火遍神州大地，大概也与它们向读者所展示的若干收费惨境有关。无疑，这一切文学或学术的展示，都既是部分生活真实的再现，同时也偶合了人们心目中关于农民可怜的形象预设。然而，作为农民形象的“可嫌的”一面却是从来不入主流政治与德行话语的，除非日常生活际遇中与作为个体的某个具体农民的交往，在农民作为群体性社会形象塑造和评价性话语生产的领域，人们从来不会从“可嫌”这个角度做出任何正向度的思考。其实，这恰恰是单向性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文化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也是泛意识形态大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知识”相互隔离与屏蔽的结果。正是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话语与形象屏蔽，使我们实际上很难从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比较贴近日常生活世界的角度去把握农民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群体的政治与德行形象之复杂性和多向性，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愿意并且实际走出政治与德行话语空间，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农民群体发生近距离遭遇，才有可能克服单向度的话语屏蔽，更加真实和复合地把握农民的道义形象。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乡镇干部诸如农民是“刁民”的定位，以及农民“既可怜又可嫌”的双重评价才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理论视界，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并且也将其视作一个可以讨论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于是，我自下乡数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也应该认真地、主位地和正向地去思考关于“农民可嫌”之评价的生活、政策、学术与政治的多重意涵，如果不能够有机地交融这多重意涵，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去思考农民的社会群体特性，那么，我们关于农民的形象研究，就仍旧可能是宏大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相互分离的，因而我们关于中国农民的政治与社会研究也仍旧不能脱离泛意识形态与泛道德主义的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