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农业的演进

农业是谁的发明，男人还是女人

有关美国西南部的女人在驯化植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实际的证据由玛莎·奥格尔维（Marsha Ogilvie）的工作所提供。奥格尔维是一位生物人类学家，在新墨西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27岁时因糖尿病失明，但还是拿下了学位，并成为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一名法医会诊医师。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她着手弄清究竟谁是园艺家——男人还是女人？第一项任务是画出两条基线：纯粹的猎人－采集者团体和纯粹的从事农业的团体。她推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观察生活在农业出现之前、向农业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及这一转变完成之后人们的股骨的细微和不那么细微的特征来解决。过着流动性很强的生活的人会沿着股骨长出一条很长的脊状突起，而不常走或跑很长距离的人的股骨处则没有那条脊状突起。

奥格尔维研究了得克萨斯西南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的遗骸，他们在一块迅速变干的沙漠上捕猎发育不全的动物，数千年来一直采集可食的沙漠肉质植物，如仙人果（或称丝兰），还采集龙舌兰来制作纤维制品。男人、女人，大概还有孩子，都得四处游荡，去很远的地方采集植物，还要收集劈柴和用来把炉床围起的石头。接下去她又研究了生活在新墨西哥一个大村落里的人的遗骨，那里的人们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才弃村而去。这里的农业是精耕细作型的，村子外的很多田地都种着玉米、倭瓜和豆类。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腿骨都缺乏经常走动的迹象。这是一种静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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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称为科奇斯文化（Cochise）。奥格尔维被请到现场，在获得了当地部落的许可后，她对这些骨头作了非侵入性的检查。她对股骨（和其他肢骨）作了截面X光断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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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男性的股骨上有明显的脊状突起。男人们大部分时间依旧四处游荡，狩猎（或者瞎混？）；女人的股骨没有脊状突起，也不那么强壮，这显然是更为静态的生活的结果。科奇斯女人已经放弃了觅食者漫游四方的生活方式，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定居点附近，大概是侍弄植物，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发明农业。

事实上，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当（比如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大多数生活在今美国西南部和东部的土著人口是从事规模不大的园艺的村民，或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从事的是全面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农业生产已进行了近4000年，而在中美洲及以南地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更长了。在那个年代，除了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人（the Pueblo people），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女性。显然，到公元1500年时，普韦布洛人的农田极为频繁地遭到邻近非农业人口的劫掠——他们既抢食物，又劫女人，所以，普韦布洛男人便开始做田里的活儿。


对Marija Gimbutas（金姆布特斯/金芭塔丝）和James Mellaart（梅勒特）的讨论和批评

在蔡尔德的时代，甚至直到20世纪后半叶，由来已久的关于男人是特别积极的养家者，而女人只是被动的生育机器（和食物准备者）的假想一直盛行于学界。这导致了下面的观念：那些精美的小雕像——欧亚大陆的维纳斯像和后来在早期的农业村庄里发现的雕像——是繁殖力的象征，雕刻它们是为了确保土地和女人自身的多产。由此再向前迈出轻松的一步，便有了如下的看法：那些小雕像代表女神，而今有很多人相信，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大部分时期都由女神掌控。欧亚大陆的维纳斯小雕像必定是女神的代表。

女神的观念与人类社会直到约6000年前还是母权制社会的看法密切相关。有关昔日母权制社会的观念是由瑞士法学家兼历史学家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cob Bachofen）提出来的，他在19世纪晚期宣布，人类社会有3个“演变”阶段：原始群交时代，母权制社会继之，后又被父权制社会所取代。这个观念，尤其是有关母权制的部分，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吸收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则。这个思想在中欧和东欧一直保留到共产主义的统治结束，但在20世纪晚期又在欧美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立陶宛侨民玛丽嘉·金姆布特斯（Marija Gimbutas）的努力。

于1994年逝世的金姆布特斯在成为闻名世界的立陶宛民俗专家后逃离苏联，那时她还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后来她又把研究兴趣扩展到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考古学。她的成就之一是把印欧语言的起源归于她称做库尔干人（Kurgans）的群体，库尔干人约5000年前从黑海以北的俄罗斯大草原进入欧洲。金姆布特斯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其学术生涯结束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下面的结论是她基于自己的研究得出的：许多诸如更新世晚期的维纳斯这样的小雕像以及在早期的农业村庄发现的其他女像都是人们已开始崇拜一位女性神祇的证据。金姆布特斯随后将在岩画上看到对女神的十分普遍的表现。她把世界（至少是她称为老欧洲的欧洲和近东）看成是由以女性为中心、以抚育后代为职责的热爱和平的母权制部落组成的，而女神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居于统治地位。在女神目光注视下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将是不设防的，因为她的世界是如此和平。不存在人祭，也没有牲祭。母权制盛行于这一广大的区域，直到约5000年前那些库尔干骑手向这些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不仅带来了印欧语言（现在除了匈牙利人、芬兰人和巴斯克人，所有欧洲人都讲印欧语），还带来了父权制。统摄一切的大女神（the Goddess）被降格为一些掌管某一方面——比如谷物或编织——的小女神，现在全都处于宙斯这样的极端的性别歧视者的控制之下，在刚刚兴起的城市社会里，男人们接管了对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的控制权。

不久，金姆布特斯成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宠儿——实际上，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尤其是在那些受新女权主义的戒律的影响，意欲复活或发明诸如巫术崇拜（Wicca）这样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女权主义者眼中。有了金姆布特斯为人们假想中的女神形象所提供的考古学上的支持，那个统摄一切的大女神再次浮现出来。而进一步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是令人信服的。这些证据来自一个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的叫做凯托霍尤克（Catalhoyuk）的重要遗址，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梅勒特（James Mellaart）自1961年起已对它进行了4年有余的发掘。凯托霍尤克遗址是一大堆挤在一起的房子，有点儿像美国西南部的古村落。早至8000年以前，可能多达1万名居民从这个城市出发，去种植庄稼、到周边地区狩猎和放牧牲畜。

梅勒特从自己的发掘中得出凯托霍尤克是母权制社会的结论。在城墙上、房间里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女神的形象。女人被葬在家里特殊的地方。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女神崇拜之地，完全符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爱好和平、以抚育后代为职责的社会的观念。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成为考古学界两位力证母权制社会和由一位女性主神创造并支配的世界的确存在过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令负责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土耳其官员大为高兴的是，凯托霍尤克遗址不久便成为作女神朝圣之旅的女人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地。但神话（亦称宗教）大概不应指望科学去证实，因为科学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科学发现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

由于日益受制于新女权主义和对精神性的偏执追求，金姆布特斯的后期著作引起了她的同事，甚至是其他女权主义考古学家的越来越深的疑虑。比如，剑桥大学的研究生（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莱恩·梅斯凯尔（Lynn Meskell）对金姆布特斯的断言——所有维纳斯小雕像都代表同样的含义，即女神——提出了异议。首先，在金姆布特斯所谓的老欧洲居住着众多各不相同的人群，他们的小雕像——尤其是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更迭后——在含义上很可能有所不同。金姆布特斯还贬低或者忽略了新石器时代其他许多小雕像——男性的、无性别特征的以及动物的形象。在观察岩画上的形象时，金姆布特斯推定，几乎所有不具备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特征的东西都是女神的象征，包括“平行线、菱形、之字形、螺旋形、双刃斧、蝴蝶、猪和柱子”的形象。此外，梅斯凯尔指出，这一地区的许多考古遗址实际上是设防的。巴尔干地区的各个公墓显示出社会等级的迹象，并非如金姆布特斯所断言的那般平等，而且至少在一处叫做特雷伊安－迪鲁伊（Traian-Dealui）的遗址发现了人祭。除此之外，金姆布特斯写道，差不多在所有地方——炉床附近、室内、室外，甚至是垃圾堆里——都可以发现女性小雕像，梅斯凯尔争辩说这可以更容易地被解释为它们是玩具。梅斯凯尔写道，如果考古学家能让自己的努力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反向的性别歧视、混杂不清的资料和纯粹的幻想”，他们将为女权主义的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当另一位剑桥考古学家、现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伊恩·霍德（Ian Hodder）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领导一次对凯托霍尤克遗址的大规模的、现代的、多学科的挖掘时，对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的理论的又一个打击来临了。梅勒特只挖掘了数百间住屋中的一小部分，不久，霍德对其他房间、壁画，其他小雕像及墓葬的考察显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性别地位方面似乎是颇为平等的。大部分装饰与公牛和狩猎相关。不仅如此，凯托霍尤克甚至不足以称做一个早期的城市，因为它仅设有住宅区，却缺乏重要的公共建筑，而只有公共建筑才能表明社会管理上包含着城市风格的成分。

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如何犯下这样的错误？二人错误的基础是一些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未言明的假定。他们都奉行巴霍芬式的假想，即人类文化普遍经由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这是一个线性的演进过程。与这些发展阶段相关的是下面的观念：在远古时代，人们通过母系来确认亲属关系，到了后来（大概跟植物和动物逐渐被驯化的时期有些关联），人类开始通过父系的纽带结盟，不久便导致了父权制社会秩序的产生。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是，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找到任何考古学或民族志上的证据证明实际存在可以被称为母权制的社会形态。人们依据母系还是父系的关系结盟并不能带来特定的政治秩序。实际上，设想这种缔盟会带来某种政治秩序只不过是把母系传承同母权制、父系传承同父权制混为一谈。

甚至有关库尔干人的假说最近也遭到了打击。另一个假说已经盛行了一段时间，暗示印欧语言大概先于5000年前很久起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安纳托利亚假说至少部分是正确的。安纳托利亚的农耕方式自约8500年前始向希腊和该区域的其他地方传播——这个年代与最初印欧语言向外传播的年代更加相合。有证据显示，约6500年前，该地区经历了印欧语言的一次快速的分化，从而产生出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及波罗的—斯拉夫语族。这与库尔干人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大草原定居下来的时间大致相同。鉴于语言学上年代确定颇为不精确的特征，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库尔干人在东欧挑起了很大的事端，足以造成语言的突然分化。

当然，我们阐明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诋毁女神神话（宗教），许多人发现女神是对所谓的世界性宗教中那个相当漠然的男性神祇的一个令人愉悦的平衡。当然，有的古代社会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女性神祇。比如，埃及人的努特神（Nut）（或称奈特[Neit]）存在于世界诞生之前，她在两腿之间织出地球并把它背在身上，她还生下了太阳。这样的神祇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来说是绝好的素材，但更新世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不该被请来提供支持。

金姆布特斯倾向于在大约4万年间创造出来的形象和小雕像上发现上述相同的意义，事实上，对她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她忽略了伴随着在世界许多地方所发生的从觅食到种植再到对植物和动物的彻底驯化的转变，人类生活的各种社会特征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巨变。最终，农业的兴起将导致国家层面的社会（即文明）的出现（更不必提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了），它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也即将发生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审视那些影响之前，该是考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对植物的驯化（现在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和对动物的驯化（大概是男人的工作，至少在大型动物的驯化上如此）的时候了。可以肯定的是，驯化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但考虑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每个群体在此之前从事狩猎和采集已达数千年之久，世界范围内的驯化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便是惊人地短暂了。


对植物动物的驯化

解释某些植物如何以及为什么逐渐被驯化的说法有很多，但没有一种理论真正能对每个例子都做出解释。被驯化的动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尤其是在动物的例子当中，甚至没有一组事实可以描述家畜到底指的是什么。植物的情形更容易解释。被驯化的植物属于栽培品系，人类的干预对它们的改变是如此之多，以致它们必须依靠人类才能繁殖。被驯养的动物可以像宠物狗那样驯服，也可以像公牛那样难对付。有些种类的家畜如果被赶出去，可以轻易地、快乐地回归到野生环境中去，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很多地方，家猪逃回野外，组成永久性的四处游荡的群体，给人类带来大量的危险。但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驯化必然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植物和动物完全不愿配合人类的驯化努力，比如野牛和风滚草。世界各地的狼和其他犬科动物则有能力接受驯化，现在公认是狼而非人开启了动物与人之间最为长久的关系。

不难想象，有些狼比它们的同伴更好奇或者更不怕生，它们会慢慢靠近人类的定居点，在那里，它们也许会吃到人类捕获的猎物身上不那么好吃的部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会到定居点附近的垃圾堆里觅食。然后，人们也许会闹着玩儿似的开始把骨头之类的东西扔给营地外面的狼，逗引它们靠得更近。这种情况会让不那么怕生的动物碰上，而这些动物则变得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残羹剩饭，因为得到这种东西要比自己去野外捕食容易得多。与此同时，人们会注意到，这些夜里待在营地附近的狼在危险的捕食性动物靠近时会发出警报，于是，“他们的”狼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人们大概还会注意到，几世代之后，定居点附近的（或与他们存在共生关系的）狼成年后的体型要比它们的野狼兄弟小，耳朵有点儿耷拉，尾巴大部分时间是卷上去而不是垂下来。此外，“他们的”狼甚至在成年时都表现出顺从的行为。无论如何，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开始出现，人类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多了一种不必自己携带的紧急时刻的食物供给。当人们搬迁营地时，“他们的”狼就跟在后面。

这个过程似乎发生在中国。颇为肯定的是，狗是最早被广为驯化的动物。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对狗的驯化也许早在14000年前便已开始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狗是所有动物中最为驯顺的。以后，人们会发现狗在狩猎，以及其后在放牧甚至运送东西方面都很有帮助。

就植物的情况来说，真正的驯化之所以开始，很可能不是因为要为所有人提供食物的原因。有些学者指出，小麦和大麦（最早被驯化的植物，对它们的驯化约10500年前始于近东地区）被驯化的原因我们也许想不到。一种说法是，人们种植并驯化小麦和大麦是为了把麦粒做成糊糊以帮助孩子断奶，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遗址发现了约24000年前对采集到的野草种子的使用而引发的。其他人提出，人们之所以努力去驯化小麦、大麦这样的植物，是由于发现了可以用它们来制作供庆祝活动或仪式中饮用的发酵的饮料。比如，学者们论证道，最早被驯化的谷物迟至公元700年才被引入气候很不宜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食用价值，而是因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可以用它们制作令人沉醉的烈酒。然而，其他人指出，为宴会提供用被驯化的植物做成的美味的食物（或者啤酒），这在一个群体中只有少数几位大人物才能做到，是其地位的标志。

在近东，大体在同样的时间（10500年前），人们驯化了山羊，大概是为了使肉类的供应相对来说更具有可预见性，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懂得对羊奶加以利用。驯化山羊可能是男人的活儿，因为这些动物，尤其是野山羊，体型大且危险。一旦人类能够控制山羊，牧羊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把羊群赶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放牧，这大概是孩子和老人的活儿，今日纳瓦霍族印第安部落中的牧羊人也是老人和孩子。近东地区对绵羊的早期驯化（发生在1万年前）的情形也是如此，驯化绵羊同样是为了获取食物。柔软的下层绒毛（羊毛）只是到了很晚以后——约2000年前——才被用做衣料。

下面这张人类所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不完全的单子显示了惊人的创造性，这些驯化过程互为独立，约10500年前至3000年前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近东
10500至1万年前——小麦、大麦、山羊、绵羊、小扁豆

1万至8000年前——牛、鹰嘴豆、豌豆、猪

8000至4000年前——马（？）、枣、开心果

南亚
9000至7000年前——粟、鸡、水稻（水稻也许要古老得多）

3000至2000年前——大豆、香蕉、橙子

非洲
5000至4000年前——甜瓜、驴、高粱、粟、西瓜

墨西哥和中美洲
7500至5000年前——倭瓜、豆类、苋属植物、辣椒、玉蜀黍

2500至2000年前——可可豆、鳄梨、火鸡

时间不明——西红柿

南美洲
7000至4000年前——利马豆、美洲驼、甘薯、辣椒、木薯、马铃薯、花生、豚鼠

北美洲
5000至3000年前——葫芦、向日葵、藜属植物、菊科灌木、火鸡

我们看到，在美洲，被驯化的动物的数量非常有限，原因很简单——西半球可供驯化的动物非常少。火鸡和豚鼠似乎相当老实，甚至野美洲驼都是相对温和的动物，尽管很容易受惊。落基山区的山地绵羊跟在近东地区被驯养的绵羊相比要好斗得多；如泰德·特纳（Ted Turner）和其他人已经发现的那样，美洲野牛比一般的牛要难对付得多。马很久以来便从美洲平原和无树大草原上消失，只是当西班牙人于16世纪抵达美洲后才又回归。

近东及附近地区为数众多的可以被驯化的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山羊、绵羊、牛和马——导致了游牧和半游牧的牧人社会的产生，大概跟今天依然在此地游荡的许多部落十分相似。但一般来说，游牧民族靠跟过着静态生活的农耕群体保持一种共生的关系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他们用动物产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来换取粮食。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lip Van Doren Stern）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关于动物驯化的理论，他一本正经地指出，男人们之所以驯化绵羊和山羊是为了使它们成为更加柔顺的性伙伴。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似乎跟人们慢慢地越来越依赖自己所生产的食物的过程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后来，被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谢洛特（Andrew Sherratt）描述为“副产品革命”的进程开始了——即，把驯养的动物用做役畜，使之能够驮负一位骑手，后来还能拉犁，或者把它们当做奶源，而奶可以制成黄油和奶酪，或者把它们当做羊毛及其他若干有用的副产品的提供者。用动物拉犁和车似乎开始于约5000年前，对英国女权主义史前史学家玛格丽特·埃伦伯格（Margaret Ehrenberg）来说，这也许是“男性接管权力”的时期——这里可以看出金姆布特斯的些微影响；然而，史前时期役使牛（或公牛）拉犁的几乎肯定是男人，这对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性别角色及社会安排有着某种日渐加深的影响。

事实上，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对各个地区究竟是谁驯化了动物的关注要比对是谁驯化了植物的关注少得多。但有一件事很明确，那就是：如果同一地区的植物不被同时驯化，那么对动物的驯化大概就不会发生，而且任何一项活动似乎都要花大量时间才能显出成效。对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农业基础的植物起初在他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情形将会在各地持续长度不等的时间。比如，在向日葵和其他几种植物被驯化的今美国东部林地，森林里大自然的慷慨赠予千百年间在人们的饮食中一直占首要的地位。甚至当某个种类的玉蜀黍被引入密西西比河东岸后，人们也是慢慢地才接受它，跟更早时美国西南部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