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丹穆若什谈翻译质量的好坏

人们时常评论说翻译老化很快。随着产生该文本的文化演变，目标文化中的文学价值观的改变，原有的翻译显然无法再现原作的语气和价值观，一代人认为最好的翻译很快就变成了古董，也就不再有效。的确，很少有翻译超越了当下的时代，但采取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好像一个译文和另一个译文差不多一样好，或许差不多一样不好，这都得视情况而定，每一种翻译都表达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价值观。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的形式主义翻译理论，通常把价值的问题排除在外。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1982年的文章中反对所有对翻译质量的批评：
讨论翻译的文章中最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坚持针对那些长期无法判定的问题。完全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定义什么是“好的”翻译，就像无法确定什么是好的文学……西方文学史上的标准不断在改变，如今很显然，“好的”翻译只能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情境下的翻译。（《文学理论和翻译文学》，9页）
勒菲弗尔中肯地指出，不论忠实与否，翻译从未真正“反射”原文；相反，它们折射原文。每一个翻译都是“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一种协商，因此，所有的翻译都体现了文学价值观的转移。在别处，勒菲弗尔把一种执意忠于原文的观念批评为浪漫的执著，因为近乎神圣的原文“不能被篡改——因此恐惧地认为‘不好的’翻译不会被接受”（《大胆妈妈的黄瓜》，234页）。
当然，有些翻译之所以“不好”，事实是他们仅仅违背了与之竞争一方的文学规范，而这种被违背的文学规范未必优于“不好的”译文本身所依现的文学规范。确实也有不好的翻译，有时源自于译者大规模地强加自己的文化规范给原文，有时出于一种巧妙的想法，热心地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关注质量所反映的绝不是浪漫地执著于原创性；即使我们赞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作品，既然它是原创作品的再创作，就和原创作品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中强调指出，翻译总是对原文的一种阐释，因此翻译并不是原文的一个褪色的复制品，而是一种更广范围的转化。译者负有公正对待原文的伦理责任，但可以采取各种策略来实现其目标。即使同一时期一个原文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效果不错的译文，就像一首诗有很多不同的批评性的阐释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可能有不好的翻译存在，就像有不好的阐释存在。
是什么导致了不好的翻译？像任何阐释一样，翻译的失败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要么是直截了当的错误——就是弄错了——要么没有传达出原作的力与美。勒菲弗尔说得没错，不可能精确整理出一套明确的规则来判断此类效果，但是，翻译的情况与其他形式的阐释并没有什区别：通过仔细地审查，好的翻译被认为是公正地对待原文。拘泥字义地再现原文的句法和词汇，就是抄袭原文，而不是自身成为一个有效的作品。另一方面，一个严重同化的翻译，将原文全部地吸收进目标文化，也就消除了原文的文化和历史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