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92-293 如何记忆东亚近代

困扰今天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到底不是对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群）人，某一件事的责任认定，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项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要比过去更“先进”；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保守”。这套逻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文明的胜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蛮人”。只是，谁代表文明和胜利，谁代表蒙昧和失败？如果只能以力量、财富、技术作为评判标准——所谓富国强兵——那么这种“文明”里还有没有道义、公平和正义的位置？如果有一个有机的社群，在力量、财富和技术上处于弱势，是否意味着这个社群在种族上是低劣的，在文明层次上是低等的？当他们遭到侵犯和凌辱，我们是应该指责侵略者不义，还是被侵略者不够“先进”？
几十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是鞭策国人努力发展的动力。今天，中国比过去一百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持续，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一定会在国际社会承担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人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世界观，会在人类社会产生指标性意义。正是这个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反思：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史观，会怎样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也需要重新探索中国及东亚走向现代性的路径，认识到它如何和其他区域一起，共同缔造了全球化，又如何对不公不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抵抗。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恐怕必然会面临当年曾经困惑过日本知识人的、如何超越（殖民）现代的问题。日本近代的亚洲想象，本身带着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其事件无疑是失败的。但它当年意识到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困境并不一定是个假问题。它的失败是它选择了与殖民帝国相同的逻辑，即仍然以想象中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来试图超越。但这个失败并不证明殖民现代性的正确，而是凸显了超越它的艰难。战后的日本，不少知识人主张重新发现“中国”的意义，以“中国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被日本蔑视的中国，从晚晴到五四，从鲁迅到毛泽东，在对传统和殖民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自我改造，走上了一条不依附欧美、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也许其中包含某种理想化的愿景，但这种他者的思考，也是对今天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