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圣经阐释学论述政治神学？

本书为蒋庆现代儒学的理论基石，第一章还颇有精神，但第二章论证公羊学的传承实在让人咋舌。第71页是这样论述的：
公羊口说为孔子亲说，司马迁有一段话作了很好地说明：“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然而，只要查证原文可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这里的创作背景，充其量只能说明《左传》有记录孔子之语，和《公羊》没有半点关系。而蒋庆恰恰认为《左传》未传春秋，《公羊》独得真意。这段引语的后面句子一旦写出来，不是活脱脱打脸吗？
原文后面司马迁还列举了一堆书的形成背景，但只字未提《公羊》。虽然蒋庆粗略举了几个例子，认为汉人默认《公羊传》为《春秋传》。我们就算承认了这一点，也不可能用这段司马迁的引文，来论证《公羊》的口说部分，必为孔子亲说吧……（《春秋》尚有隐义口传，此是公论。但弟子所受所传，几分为真？《公羊》又何以独得真意？反例《汉书,艺文志》“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蒋庆之所以一定要把《公羊》口说归为孔子之言，是因为他所论述的核心观念“张三世”“通三统”等，主要见于口说以及后人演绎的部分，所以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合法性来源，上溯到公羊传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上溯的孔子本人才行。这是他政治神学的基本要求。蒋氏之说，向来最重视合法性，但是对于自己基本合法性的证明，却如此粗疏武断，不得不使我惊诧。
第75页，他论述孟子也为公羊学祖师，并传“张三世”之说，是这样诠释的：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按：亲亲，据乱世之道；仁民，升平世之道；爱物，太平世之道。”
啊这，这也太自由心证了吧。可能两者之间有一定相通性，但毫无论证，劈头而断。这让我想到了圣经诠释学里的“预表”。
蒋庆对基督教神学颇有研究，不可能不知道“预表”的诠释方法。中世纪的经师为了贯通文本来源不同的《旧约》与《新约》，就找出了两经之间的种种互文性，声称这是《旧约》对《新约》的预表，其论证手法，深文周纳却又脑洞大开，令人不得不服。蒋庆对公羊学的论证，也很有“预表”的风范了。
他为了给予《公羊传》以足够的神圣来源、足够的合法性，抛弃了公羊学本有的传承记录（如公羊子、司马子、北宫子等，书中均舍而不论），构建出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共传公羊学这样的脉络，把孟子、荀子的文本中，与公羊学偶合的部分，全部拿出来当做论据，这不是“预表”是什么？所以我说，蒋庆的这一套理论，“政治神学”的味儿有点冲了。当然，圣经阐释学和汉代经学有很强的相似性，蒋庆的做法也可以理解为汉代经学的某种传承了。但放在今天想要说服别人，大概是有点难的……
我理解蒋庆在前言中所说，本书不是中立之论，而是以公羊学内部的视角论公羊。但是除了循环论证之外，我看不出前面所举的这些阐释手法的高明之处，反而是遮遮掩掩、仓促为言，只为强证一己之论。如果真有人把此书看做是对公羊学研究的入门之作，那无疑要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