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内忧

这一贫富分化的过程，在那些与城市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比如江户和大阪周围的藩国)，以及那些土壤和气候适宜特定的经济作物生长的地方，进展得更为迅速。但是，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这样的分化也不罕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中农即传统的税粮种植者，在数量上都开始下降。同时，新的精英开始接管乡村政府，有时是通过与他们行将取代的人进行斗争才得以成功。这些新的精英出身复杂，且因地而异：例如，在熊本和土佐，商业财富或土地财富都能为获得乡士身份与乡村官僚铺就道路;在会津，则是由雇用劳动力耕作土地的地主掌权;在长州，有的乡村由前商人统治，有的由靠收租获得收入的地主支配，还有的受新兴的中农阶级控制。
1858年后倒幕运动的普通战士中，有许多来自这些人以及跟他们往来密切的人。他们参与商业与乡村事务的管理，这使他们对国家需求和困难的实际认识，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城下町中的武士，而他们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愿意在依靠能力而非等级的名义下进行社会改革。同时，他们绝非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下层阶级的骚乱。所以，一旦他们为统治阶级认同就立刻站到当权者那边。与此相应，必须指出，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利益像他们的出身一样多元。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以粮食或租金的方式进账，因此主要关注土地税收的水平。另一些人依赖他们与垄断生意的关系致富，因此希望保持或者进一步发展垄断。还有一些人则对垄断充满敌意，他们或者是处在垄断圈子之外的商人，或者是欲寻求自由的(且更有利可图的)市场的生产者。
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兴起对农村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学家所列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农民起义的众多事件中，有些现在只能视作大众抗议集会，其中的一些甚至显然是由村长领导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村民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以表达不满，不论他们的怨愤是源于征税者的苛刻，还是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变化所致。
……就整个日本而言，动乱的原因更加多样。有时，就像在长州那样，藩国的垄断经营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有时是因为税收太重，或地方弊政，或官僚没能很好处理收成特别差时的状况。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些相当琐碎的地方性不满，就可把那些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推向暴力。毫无疑问，这些“骚乱”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尽管在骚乱中官员经常遇袭，但它们并没有导向推翻或改变政权的迹象。其实，如果要说存在某种线索贯穿所有事件的话，那就是农民的怨愤。无论这种怨恨最初的起因是什么，通常都把它们最近的敌人——“富农”，作为直接的攻击对象。这些富农往往是典当行老板和村长，后者或者是地主，或者是藩国垄断的代理人。而起义农民为寻求公正或救济所诉诸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藩主。
……到19世纪为止，日本的经济变化已经衍生了很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实际的和潜在的社会冲突。新的“资产家”(men of substance)、富商和农民——他们的利益既与武士不一致，也相互不一致——所从事的活动，使农村大众在封建义务的负担之上，又增加了租金、高利贷和商业利润的新负担。而且，虽然一些武士偏爱他们的安逸生活，愿意与城市富人保持本质上共生的关系;但另一些武士则试图恢复武士的统治地位，并认为这一地位必须建筑在重农主义的基础上。此外，在后一群武士中，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区分：一部分人鼓吹17世纪的理想，即自给自足的农业;另一部分人则与新生的农村上层阶级拥有共同的经济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