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宋民众抗敌与梁山英雄报国 25

依《北盟会编》所引时人的《靖康小雅》《林泉野记》《中兴遗史》等书，宗泽招抚下来的巨寇有薛广、丁进、杨进、王善、张用五人。这说得太少了，本文下面有很多补充，但现在我们也不妨就从这五人开始。宗泽任东京留守，前后只有一年左右，他在建炎二年六月时便因为疽发背而死。这时五人之中只有薛广已奉命渡河击虏，随后在相州战死；其余四人，由于继任的杜充不善抚驭，一一叛去。丁进和杨进去得早，收场也早。丁进的绰号是“丁一箭”，原本是军卒出身，建炎元年曾围寿春府，年底向宗泽投效，宗泽一死，九月里他就带队离开汴京，东行寇掠淮西。韩世忠追来对付他，两人原有私怨，数月前他们与翟进同在西京与金人交战，他未能如期到场，弄得韩世忠兵败，几乎送了命。现在韩世忠捉到丁进的将校就斩，有一回斩剩一个王权，日后成为韩部大将。丁进叛离显然只是粮食问题，他到淮西才一个月，让赤心队的刘晏挡了一阵，同时大抵是给养可以解决，就又受了抚。次年二月，朝廷南撤到淮扬，他的部属又有抢掠之事被人告发，朝廷追究，他想逃跑，被王渊诱擒，斩在常州砖桥（这桥自此名“斩丁桥”）。
乱兵前前后后骚扰了六七年，到绍兴二年后，有实力的队伍都消失了。分析起来，他们的去处有几个，一是归降宋室，其中精壮的给挑选出来编入军队，成为宋与金作战的本钱；羸弱的淘汰出来遣散回乡，有些大概在中途便填了沟壑，有些也许又啸聚山林，等政府再来剿抚。另一去处是降顺刘齐与金国，在李成、徐文、孔彦舟等汉奸将领手下与宋朝为敌。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溃兵是在沦陷区与保聚自卫的民众结合，成为抗金忠义。这最后一类的数目一定也很大，因为华北民众若无很多这种有作战经验的人来组织与领导，不可能做下一节所叙述的那么普遍而持久的抗金斗争。在《水浒传》里，忠义堂上的首要人物接近半数是军人出身，这是很有意义的反映。
次说两宋之际民间武装的另一大类，即是那些为保护自己身家性命与宗族乡里而组织的自卫队伍11。这种组织活动，当时的文献多用“倡义结集”“屯聚自保”之类词语来叙述，后来更简化而称之为“保聚”。
从靖康、建炎的时候开始，保聚活动遍及了华北与中原地带，在金兵铁蹄所到之处都有发生。民众组织义兵，组织巡社，如果城池牢固，他们守城；城池若守不了，他们就跑到山里去结山砦，到江河湖泊里结水寨。他们的队伍与上节所述的溃卒有一大不同之处在于，溃卒是流动的，他们却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溃卒不事生产，为了给养便到处流窜抢掠——因此有“军贼”“游寇”之名；保聚的战士则或是自己耕作，或是与农民缔结某种互惠共生的组织关系。他们也有相当的活动性，但他们是有根的，不会像溃兵那么样跑到千百里之外。
除了“保聚”，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作“忠义”。本来，民众自组队伍来救国，叫作“义兵”是最普通的，事实上南宋初时也这样叫，如《宋史·高宗本纪》说到高宗在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命薛广、张琼率兵会合“河北山水砦义兵”共复磁、相两州。到了绍兴八年还有命夔州路“练义兵”的诏令。但朝廷为了表示赞许这些抗金救国的民众，常用“忠义”两字来称呼他们，例如建炎元年七月丙申日高宗“赐诸路强壮巡社名为‘忠义巡社’”；绍兴元年八月庚寅，募人往京东河南伺察金、齐动止之时，“仍赍诏慰抚忠义保聚之人”。不久，这些民军就称为“忠义军”。例如《高宗本纪》提到绍兴十年九月令郭浩“兼措置河东忠义军”。民军首领随即也冠以忠义名号，如《本纪》提及的“忠义军统领王宏”“忠义将刘泰”等，名将李宝也当过“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抗金民众往往就叫“忠义人”，比方名将魏胜在《高宗本纪》初露面时叫作“忠义人魏胜”。宋将接到他们的情报而转呈朝廷时，都说是“据忠义人密报”。后来这些名称很自然地简化成“忠义”，如《本纪》记下高宗曾“罢诸路溃兵忠义等人”。南宋时朝野文字常说到“两河忠义”“太行忠义”“山东忠义”等，指的就是在河东、河北、太行山区和山东境内保聚的民众。我们在下面会联系这一点来讨论《水浒传》里的一些名号，如梁山聚义的大厅——“忠义堂”和这小说的旧名——《忠义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