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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有冲突，而且如果你想在朝廷做事，你就必须接受儒教作为国教的局限。不想进入朝廷的儒生就会留在外面，但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们影响事件的能力会非常有限。很多官位不高的芝麻官其实就是这样，毕生教教书、做些小差事。
这就是文人作为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说，朝廷还是信任他们的。他们手中无权，也绝不会组织起来对抗统治者。他们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因为皇帝不把他们当回事，皇帝只要有他的国学儒教为他服务，其他非国学的儒家可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是传统的一部分。儒家可以把这种稳定性和文化团结的意识带到全国，因为它们被到处传播。
在全国每一个乡镇，都有人在国家管控之外研究儒家经典。没有人在乎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权力，他们永远不会组织起来反对朝廷。他们不像道教和佛教徒那样有自己的神，所以组织不起来。
非国教的儒家学说中没有神。他们唯一的神——他们的圣人——是孔子，他们的圣贤书教给他们要永远精忠为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是传统。所以朝廷说了，好吧，我们实际上不必控制一切！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各地的文人这个群体，为乡镇提供和平与稳定。这些人会身先士卒、以民为本，永远不会教人民造反。相反，他们一直在教化人们如何尽忠、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朝廷只要通过科举制度招贤纳士－这些人不一定是最杰出的人－使他们进入国家体制内服务，就可以放手随他们去做。所以儒家那些名士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合作关系，他们更像是体制的中坚力量。朝廷可以信任他们，因为他们不会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