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犯人的身体 P33

福柯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启蒙能够置身于权力之外，并发挥使社会不受权力玷污的“清洁剂”作用。与此不同，他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为现代权力关系的新发展中的某些部分与症候。在现代，对于真理的宣告，以及对于“知识”的生产，本身便会成为一种施行权力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对权力的逃离。当福柯使用“认识一司法结构”（epistemologico-juridical formation）这一短语时，他所暗示的是，确定真理或知识的方式（认识论）和惩罚都属于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权力的技术学”（technology ofpower）既强调了“刑法体系的人道化”，也强调了“对于人的认识（第23页）。
这种对真理的怀疑主义的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但它在此更直接地来源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of Morals，1887），这本书所探讨的是真理、自我和刑罚之间的内在关联。尼采（1844一1900）提出，我们关于善恶的道德观念只不过是强和弱的隐喻。强者将自身描述为道德上纯洁无暇的一方，并将他们所支配的那些人谴责为道德上败坏的，以此对弱小者的牺牲加以合法化。尼采同样主张，这些区分只有在首先通过痛苦从我们身体的外部得以显现，接下来再通过恐惧从我们内心的想象中得以显现的情况下，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如果说，尼采通过古典文献学与思辨哲学的结合而提出了上述论点，那么，福柯将使用更晚近、更适合为史料所证明的案例，来表达类似的主张。由此出发，他阐述了自己的第四条原则。
4.身体是一处权力的疆域；它被权力关系所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