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