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的园林经营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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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园林，在秦汉之后，受到压子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深透到后代园林的思想与精神之中，至今不衰。本章试分析庄子思想以何种形式影响园林之发展，及其影响的正面与负面，并讨论之。
一般地说来，我国读书人的思想一直受儒道两家的相互激荡，因此产生我国独特的精神文化。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出世的，以无为与自然为主旨，与园林之关系较为直接；而儒家重入世，以伦理与为人之道为主旨，与建筑之关系较为直接。所以中国园林与中国山水画之产生，及其思想理论的形成，可说乃以道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在思想形成期的两汉与南北朝时代，有一定的背景可以探讨，对道家思想进入园林观念的源起有所了解，有助于对中国园林整体观念的了解与评估。
秦汉帝国是我国帝制之开端，在思想开放自由，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一个黄金时代。秦建帝国，实施残酷的独裁政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是黑暗时期的来临。中国忽然自一个文明的社会，堕落到黑暗的深渊。国家是统一了，武力是强大了，但智慧与知识却被封锁了。历史上说始皇帝焚书坑儒，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坑杀的不一定全是儒家的信徒，是一切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吧！
汉朝兴，似乎这种强压的残酷减轻了一些，但在基本上，中国开始为一个独夫所统治，他的意志就是一切，他的喜怒哀乐会形成对国家社会的重大影响。对于传统上协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或给他们出主意的读书人，形成相当可怕的心理压力。他们在不被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已没有机会周游列国，劝说另一个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哲学；他们不为统治者所喜，要威胁他们生命的时候，也没有另一个国家可以逃避，当然更谈不上借外力来报复了。这个独夫一旦发怒，你是无所遁形的。他可以要你的命，可以割掉你的生殖器，砍掉你的脚，在你脸上刺字以永久侮辱，他蛮不讲理。你如同陷入土匪群中，并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甚至事后记录冤情的自由也被剥夺。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的知识分子，实乃陷入极端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有机会接近统治者宫廷的读书人，必然要想尽办法，以文化的力量来约束帝王的兽性，以免其发作。孔孟与老庄的道理，都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经过一段试验，他们就会发现，孔孟的道理比较合乎统治者的胃口，可以为他们无限的权力做装点。用儒家的伦理观念，加上一些天道的迷信，勉强使专制帝王们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再思而后行。然而这一股无理性的可怕的力量，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知识分子的矛盾尤其在于统一帝国之中，帝力是唯一的权力来源。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要求温饱，完全脱离这个力量却是很困难的。若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更必须要在权力中心附近，并想尽办法，得到帝王的信任。成功的知识分子，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不多，得到世俗所赞羡的“荣华富贵”倒是事实，然而他必须冒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不小心触动帝王的愤怒，甚焉者就死无葬身之地，妻孥家族受到连累。今天翻阅正史，如《汉书》，可以在简单的记载之中，看到执笔者审慎戒惧的心情，也可以看到简单的文字背后隐藏的知识分子的血泪。
在这种情形下，必有一些品性高洁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经世济民的初衷，把自己放逐于田野之间。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出自民间，他们都是有贵族的背景的，否则就没有机会读书了。基于他们的背景，要进入朝廷并非难事，如愿阿谀谄媚，做高官、享厚禄是唾手可得的。但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宁愿留在田园，甚至逃往山林之中。
到了后汉，这种具有超逸性格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这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上，已体验到放弃世俗的名利是一种了不起的作为。这种看法无疑的也是对于帝王权力的一种讥讽。然而即使留在田园、山林之中，如果过分地刺激到帝王的权力，仍然逃不出他的魔掌的。嵇康与阮籍都是很惨痛的例子。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地与政治分离，把心灵寄托在其他事物上，才可能被统治者完全放过。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多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一种隐逸的性格，变成后世一千多年的中国人基本性格之一，实在是这种世上特有的政治力量所强制造成的。它实际上创造了中国的精致文化。不用说，这是中国园林思想的基石。
老庄的思想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无疑占有主导的地位。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在其产生的时代，虽然在内容上似乎是消极的，但在特质上是干世的。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表明自己的思想或生活态度，而是很积极的，希望统治者采取他们的无为的哲学以统治天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大家才会有太平日子过。基于这样的积极态度，他们乃不厌其烦地解释人生，以便说服为统治者执行政策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精神上，他们是自哲学的层面，通达政治的层面，最后贯穿到生活态度上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老庄的思想在积极的意义上已完全消失。士大夫阶级开始在消极的一面发现老庄思想的价值，以填补心灵的空虚，老庄就成为个人修为的途径了。因此自一个基本上具有济世意图的思想，过渡到以田园、山林之乐为主的隐逸思想之间，并不能找出直接的关联。
这就是现代的学者虽然深切感受到《老子》与《庄子》二书对中国后世精致文化的强大影响，却无法直接自二书中引用原文加以证实的原因。徐复观教授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把庄子的思想与中国的艺术之关系加以分析，着眼于其精神面的关联。其所以谈“精神”之故，想来也是没有直接牵涉艺术理论的缘故。徐先生说：
他们（老庄）只把道当作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的本质；克就人自身说，他们先称之为“德”，后称之为“性”。从此一理论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思辨地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
徐先生指出《庄子》一书中学道的过程，是与艺术体悟的过程相同的。他引用“达生”篇中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说明这个过程。用木材制造乐器，在西方的观念，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位梓庆先生所制之鐻相当精美，“见者惊犹鬼神”。问他有什么妙诀，他表示并没有，只是在制作之前要有心理准备。开始时，要避免耗气，要静心，三日之后，利禄之心先除，五日之后，是非巧拙之心再除，七日之后，自然形骸亦忘却，眼中无官府的地位，胸无芥蒂，精神专注。然后再“入山林，观天性”，等胸有成竹，知道鐻的天性所在，才动手制作。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以天合天”了。
这个故事与大家所熟悉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合起来，实即庄子以艺术喻人生修为的全部。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一个宰牛的人，修为到家，一投足、一举手，就像高雅的舞、乐一样，若合符节，技术到家，出神入化，“官知止而神欲行”，掌握了牛的生死的诀窍，轻轻动刀，牛身就“如土委地”了。同样的，修养的最高处就是体察到物之天性与天理。而这种天性、天理的体察，与艺术性的觉悟是互通的。
艺术必始于技巧。不能掌握技巧者，无法谈高深之艺术。自技巧中体会艺术之精神，乃畅然忘我的感受。反过来说，无忘我之修为，亦不可能上达绝巧。然而纯自技巧中找艺术精神是不够的，要静心养性，要“入山林，观天性”，要有更高的哲学上的体悟。这样思想与技巧相配合，就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因此庄子思想的修为，好像是无为的，实则为大有为的准备而已。
道家的思想本身的艺术性，与园林艺术有什么关联呢？这又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在基本上，庄子的基本思想是以自然为师的，他的思辨，常是以大自然的事物为基础的。他想到人以尤用、础笨而能长寿，乃以自然中所见的，无用的大树而得到启发的。他想到主观与客观的交融时，乃是以自然中所见之鱼儿悠游之乐而得到启发的。因此心情消极的知识分子，对于国事不再有进取的意念了，虽然仍然可以“隐于市”而他们的选择，在可能的范围内，是以“入山林”为优先的。
这并不表示庄子是赞成退隐到山林之中的。在“刻意”篇中，他历数一些“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的行为，其中有一类就是“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江海之士。他认为这样的人是“闲暇者”，并不足取。只有“淡然无极”的人才能“众美从之”。所以避世的人，是伪借庄子之名，实在并非真正的庄子的信徒，落实到真实人生上，以我看来，真正的庄子的信徒，是田园派的思想家。
田园与山林都处乎世尘之外，在世间上是没有分别的。但宁静、澹泊的人，当不得不弃世而去的时候，他的选择，不过是亲自下田耕作，以求自奉。这时候，人生的修为就在于纯、素的追求上。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闲暇，而是以纯朴、率真的生活方式为闲暇，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性灵的超升，基于对尘世的遗忘，到达忘我之境，乃能与大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形下，山林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他们要避世的自我放逐的环境。大自然的景色可以陶冶心性的观念，是在田园思想家的生活中体验出来，经由文学传播开的，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但却在庄子追求纯、素的人生观，自大自然中观照人生的思想路线之上。
田园生活又自何时开始为知识分子所歌颂呢?
我国隐士之传统，胼手胝足，维持一最基本生活，以磨炼其高尚志节者，虽可上溯至周代以前，但真正有史籍记载者，要自汉朝开始。后汉为隐士开始大受赞扬推崇的时代，但当时的隐者，欣赏田园之美者，只能说退离朝廷，回家享受田园之供奉，过无官一身轻的贵族生活而已。在这种情形下，田园之乐是比较容易体会的。《后汉书·逸民列传》所载大部分隐士，都过着艰苦的生活，修养志节，并不及于田园之乐。后汉末期的仲长统也许是一个典型的田园生活的享受者。他说：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
这样的享受，看上去是十足的乡绅、地主，若是后代之人，我们不会想到他们与老、庄思想有何关联。但在后汉，这样的想法已是标准的老、庄出世之想了。他接着说：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上一句是老子的玄虚，后一句就有庄子的气度了。他要过田园的生活，并不是不能仕进，而是因为感到“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才决定“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的。他为什么感到“名不常存”？只是因体悟老庄思想而被感动吗？非也。在他的著作《理乱篇》中清楚地表明了，眼见乱世之君主，昏庸荒淫，贤愚不分，天下之事实无可为，乃因而兴避世之想的。
后汉、两晋之隐士，史上记载者甚众，但大多记其超逸之行为，苦修之精神，未及其对田园、山林之观感。但在生活中享受清风、明月，想为当然。至晋后，史书对阮籍之介绍是：“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书，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阮籍这种博学多才、超然物外，又装疯卖癫的形象，乃为后世隐士的典型之一。而他“登临山林，终日忘归”；可以推断，作为崇信老庄的知识分子，当时的隐士对于不需花费的自然景观，应该是随意取用的。
如果说仲长统式的田园生活是贵族的，那么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就是素朴的了。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田园诗人。他不但在诗文上为一代宗师，其生活之风范亦为后世所景仰，视为最高的标准，他是田园生活的传播者。由于他的诗文，田园始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圣地，而在田园生活中自得其乐，那种“悠然见南山”的仙境，才把质朴的自然风景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庄子的思想，透过陶渊明的灵犀，才真正通到自然的景观。自此而后，自然的生命就是修为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了。他的《归去来辞》可说是田园之乐最具体的说明：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在陶渊明的眼中，田园中的自然景物无不生动，为他带来生命之感受。院子里的一株树，足以使他怡颜，园子里的散步道亦有其诗意。抬头看看云天，倦鸟知返，太阳就要下山了，还抚着孤松而舍不得回家。通过文学的高超表达力，大自然的美形象化了，奠定了山水画的精神基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生命实在太动人了，我乃忘形于大自然之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庄子的哲学乃通过文学，深植于生活之中了。
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说明陶诗对中国园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陶渊明把生活环境与个人修养的关系正式突现出来了。在他之前，中国的读书人逃入山林以避朝堂，就有点像文雅的盗贼，要找躲避之所而已。陶渊明承续着庄子对自然锐敏的体察力，把田园、山林美化了，神圣化了，成为读书人主动追求的目标。是后读书人建造园林，无不遵循这一思想方向。
因此竹篱茅舍的田园景色就可以与宫廷中的台阁园林分庭抗礼了。由庄子的影响而逐渐为读书人所乐道的田园景色，甚至影响了南迁后晋室的华林园，使宫廷的园林少一分奢华的气势，多一分闲适的情趣。这一段时期也许是中国园林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士大夫之经营园林者，就要兼顾两者的特色了。有时候所谓隐逸之士，也注意到园林景观的经营。《世说新语》中有一条说：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夹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
康僧渊不但在大的环境方面，选择了依山傍水之处，而且在堂宇、轩庭之间，穿插了芳林、清流。这已经显现出居住环境的经营结合自然景观的努力了。这段文字是我所知的，中国读书人最早有意识地经营园林的故事之一。要过怡然自得的生活，居处之优美是必要的条件。
自田园与山林的景致与人格修为的密切关系而推演出的园林思想，在六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都反映在六朝诗人的作品与山水画的创始与成长上。园林，事实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在《洛阳伽蓝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式、各种大小的园林。由于该书在园林与建筑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专文介绍。在这里只提到卷二“正始寺”条，谈到教义里之司农张伦宅之园林盛景时，有隐者姜质者，“志性疏诞，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非常喜爱这个园子，写了一篇《亭山赋》，歌颂张氏的建树。开始的那段文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隐逸者的情操与园林之关系：
先民之重，由朴由纯。然则纯朴之体与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吏，无以为明心，托自然以图志，辄以山水为富，不以章甫为贵。任性浮沉，若淡兮无味。……（司农张氏）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庭起深丘深壑，听以目达。心想进不为入，身荣退不为隐。
姜质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这样赞美一位贪官，不过是因为得到可悠游于其园林中的利益而已。像他这样的文人后世很多，很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魏的洛阳，这样的风气已经很流行了。有钱的人，在其宅中建造园林，享受山林之乐，公余之暇，冒充老庄之信徒。这说明在北朝时代的士人间，老庄的思想与园林的关系已经十分肯定，而见普遍地被滥用。
南朝的正直官僚徐勉在其《戒子崧书》中，提到自己营造小园的经过，说明了当时的士大夫经营田园的心情：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门风范，及于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中年聊于东田开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政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
开始经营时的心情如此，不过“穿池种树，少寄情赏”而已，一旦经营之后，不免就会踵事增华。建造得舒服一点，原是必然的转变。他说：
……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木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回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连，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
在他的叙述中，是树木繁茂、道路连通，有华楼廊榭之美。而且堆山成峰，长满了草，水池之中，生满了莲。丰富的园景中，“雅有情趣”多种。他对儿子说这些话，显然因为自己原是贫苦出身，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子，不免有损清廉的家风，乃加以解说，述其必要之由。所以在长信的结尾前，再说一次他使用此园的情形：
为家已来，不事资产，既立墅舍，似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殚，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余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孱，消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
田园的功能，在南北朝的时代，已经是士大夫在公余之暇，“文案间隙”，消遣心情之用。然后等待退休之后，以怨游以终老。这种园林观，配合了儒、道思想在我国政治上的交互作用，支配我国士大夫的思想近两千年，至今仍无大改变。徐勉这篇《戒子崧书》的重要性，乃在说明了5世纪的中国，庄子对自然的哲学性的观照，已经完全转变为“临池观鱼，披林听鸟”的感官性的声色美感的欣赏，自思想境界进入艺术境界，成为士大夫调适生活的工具。
南朝宋代的大诗人谢灵运，写过一篇《山居赋》，并自己加以注解，是我国园林新创期最重要的一篇大文章。此文载于《宋书》，是谢之著作，当无疑义，但我觉得自注是一个很令人不解的现象，而且有些注文读起来，似为后世之学者所写。由于此文自注中有些重要的观念，在此仍假定为谢之著作，摘要加以介绍。
文章的开始先述志。他“卧病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在病中的心情，必然感到人生如寄，所读之书，大概是老子、庄子吧，所以体悟到“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其结论自然是兴起了自朝堂退隐的念头，以便“愿追松以远游，嘉陶朱之鼓棹”，找一处“虽非朝市而寒暑均和，虽是筑构而饰朴两逝”的地方。但经营山林是件大事，他先把祖上东晋谢玄的功勋及其“废兴隐显”的贤达之心述说一下，然后说出自己的心意：
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
这种心情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情是不相同的，可以看得出主要是“年与疾”所带来的感怀。庄子的思想，成为他的郁抑中的避风港。他先选一个优美的大环境：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合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
这是一个江湖漫连，山岭起伏，互相围护含抱的好地方。这里有农渔之利，亦有景色之美。然后，他要把自己的住处安置在可以欣赏到自然美的地点，这是一种设计的过程，在中国文字中，首次出现：
葺骈梁于岩麓，栖孤栋于江源。敞南户以对远岭，辟东窗以瞩近田。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以通阡。
他的自注里说：“葺室在宅里山之东麓，东窗瞩田，兼见江山之美。”“骈梁”是三间屋子，“孤栋”是后世亭阁之属，一建于山边，一建于水边，相互遥望，可于其中看到江山、田畴之美。这就是设计。他歌颂这种江河田园之美景说：
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风生浪于兰渚，日倒影于椒涂。飞渐榭于中沚，取水月之欢娱。旦延阴而物清，夕栖芬而气敷。顾情交之永绝，觊云客之暂如。
这篇文章大部分的文字是描述自然之物类与美感。由于他的园子是一片广大的山林与原野，在交待过东、西、南、北所临之江河之后，就叙述庄园内的种种景观。物不过是草木鸟兽，景无非是山川谷冈。在文章的中部，有一段文字，述说他经营的经过，可说是最具体的“主人就是设计师”的记录：
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水涉，登岭山行。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翦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依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俗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
这位主人策杖自行，涉水登山，不避风雨，不分晨昏，为的是寻觅最佳的景致，以便经营、建设。这是设计工作的第一个步骤。他明确地指出择、选乃以良、奇为准则，不是根据卜筮而来。由于建宅通常要卜的，他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士大夫经营园林，不同凡俗，完全以清幽的美景为准。选好了地点，就是建筑的活动了。三字一顿的四句话，说明建筑的位置。由于重视文字对称美，这四句话并没有像前文中的选宅基那样明显的叙述，但却告诉我们所建的屋宇，乃是经台、讲堂、禅室、僧房。这说明了在南北朝时代，佛家的影响已经深植于士大夫生活之中，佛道合流之趋势，无疑助长了园林的发展与普及。
文中与后世园林观念最有关的是他的自注中，述及他的居所的一段。其中“造”园的工作不多，利用山林自然景观以“选”景的成分为主。到他的居处，要“从江楼步路，跨越山岭，绵亘田野，或升或降，当三里许”。路上所看到的都是美景，“乔木茂竹，绿畛弥阜，横波疏石，侧道飞流”。自此进入其范围，但到其居处之山谷，还有二里多，这二里间主要是青翠连绵的山景。到了谷口，“缘路初入”，沿途都是竹林与水道，自东南向进入谷中，“展转幽奇”，富变化之美。这谷中——
路北东西路，因山为障。正北狭处，践湖为池。南山相对，皆为崖岩；东北枕壑，下则清川如镜。倾柯盘石，被袄映渚。西岩带林，去潭可二十丈许，葺基构宇，在岩林之中。水卫石阶，开窗对山，仰眺曾峰，俯镜濬壑。去岩半岭，复有一楼。迥望周眺，既得远趣，还顾西馆，望对窗户。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此直南，悉是竹园。东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峰，南眺远岭。四山周回，溪涧交过，水石林竹之美，岩岫限曲之好，备极尽矣。
这就是一座山林庭园了。如果用今天的面积来计算，他这座园子大约十公顷，是南北与东西约三比二的一个山岭所围成的谷地。北边为水池，东北角有巨石之上老树下倾，垂临水面的美景。西边岩石成林，水流下泻，就在岩石中建屋，抬头看是远处的山峰，低头看是近处的水平如镜的池塘。在东面山岭上又建一楼，两相对望，互为借景。两馆的下面，是一片竹林。整个的环境是四周为“岩岫限曲”的石峰，下面则是水、竹之美，自然景观非常有特色，至于屋宇的建筑则是非常简单的，与后世比较，尚没有工巧之丽，显然尚保持了一种田园的风味。
看这篇文章，谢灵运似乎心胸豁达，醉心老庄。实际上完全相反。他出身贵族，“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车服鲜丽”，是一位典型的浪漫文人，又以美辞干官位。自今天的观点看，是很无耻的。“性褊激……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是一个想做高官，做不到就很生气的读书人。后来在政治上失败，被外放到永嘉做太守，他就不管正事，游历起山水来。这篇《山居赋》大约是到了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后所写的。这自然说明了南朝士大夫之间，庄子思想与园林之不可分割，并普遍被无病呻吟地滥用，开始了中国士人极虚伪的一面。
但是真正可以代表读书人田园思想的私人园林想来也是同样盛行的。在南北朝的末年，一位感时伤怀的大作家庾信，因被北方政权所留置，写了不少令人感动的文章留传下来，其中有一篇《小园赋》，所述可能是他在北方的宅邸，不得不经营，以求排遣的园子。这篇文章表现出真正爱好自然的文人，如何敏感地在一个平凡的园子里，为一些平凡的自然景象所感动。这才真是庄子思想的真挚的表现。
为便于分析，兹将其中主要的文字引之于下：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做呕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椃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画面，是一个不必蓄意经营，让大自然的力量自由运作的场所。庾信称为小园，若以今天的尺度来看，这座园子恐亦不能算小了。所以禽、虫栖息其间，亦甚少受到干扰，使这位园主人感到一种静、闲的意味。“鸟多闲暇，花随四时”，是主人“无为”的最佳写照。因此反映在诗人心灵上的是“历陵枯木”了。
如果仔细看这段文字，可看到这园里是没有多少建筑的。这里既没有馆，又没有台。主人的住所是有的，但延续了陶渊明的传统，房屋却很简陋，下雨漏水，又很低矮，过门要低头。大概门窗也不大关闭，与户外连成一片，所以落叶会飘散到床上，而满屋里都是落英纷飞。这种气氛毋宁是很肃杀的，反映了主人的枯槁的心情。
这园子并没有什么格局。“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好像农家田园，尚没有造景的观念。因此才有“草树混淆，枝格相交”的丛林感。由于浓密的树木造成略带神秘的气氛，时时予人以惊奇感。所以“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然而“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说明了“小园”中是有山水的造景的。那么这种恬静、闲适的农家田园风味是有意创造的了。
是的，这恬淡、静闲是作者追求的境界。“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菊、蓍（类菊之花）之属，随意生长。甚至水果熟了也没有人去摘食，而听其腐坏。这真是一种极其“无为”的自然境地。也只有在这种环境里，才能敏感地体会到“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等大自然轻微的脉动。文章是免不了兮张的，我们个能因庾信的描写，就相信他真正是早晚与狂花、落叶生活在一起。以他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他以园景述志，不免因文藻而强调了些朴雅纯真的特色。但东晋以来的诗人们，顺着陶渊明的风格所写出来的田园诗，可以说这种单纯而自然的园子，是民间士人园林的特色，也是他们清静无为的诗情所发抒的理想园地。这种理想一直持续到近代。
因此，在南北朝，我国园林完全成熟的时候，在庄子思想影响下的自然园林，与在宫廷园囿影响下的官式园林，分别在隐逸文人与官僚、豪商间发展出来，形成基本的对比的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它们的主人，有雅俗之分。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两种不同的精神，然而又互相激荡，互相影响，亘一千余年未能完全融合。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冲突与矛盾。儒道之间的争议也许是中国读书人间唯一的动力。
总结地说起来，道家与园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试整理如下：
第一阶段是自然思想所促成的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醉心的投入。自然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以自然为师的修为是无为的，也是积极的、创造性的人生。这时候，道家思想与园林之美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可能尚没有园林。
第二阶段是汉代，道家的思想与遗世孤立的退隐思想相结合，因此产生退隐者与大自然间的独特关系。这时候道家思想的一部分开始使抽象的自然观念与大自然的生活环境发生直接的关系。无为的观念在现实社会中解释为闲、静的生活方式，因此使道家的思想，自主动的入世的态度，转变为超世的人生观。也是在这个时候，自然生活的美，为他们所颂扬。
在这个阶段中，统治者与统治阶级，自山川之美的体认，经营了大规模的苑囿与园林。山林、田园事实上成为与苑囿相对的观念，代表了朴实、素雅平凡的生活观。
第三个阶段是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混乱的大时代，也是各种思想融合的时代。道家的思想以个人修养的方式进入统治阶层，因此使道家成为一种思想游戏，与现实的生活脱节。在这个时候，田园与山林生活逐渐为统治阶层解释为仕宦生活中的点缀，而在自己的宅子中建造园林，以取代田园与山林。因此园林实际上代表了士大夫双面人格中，属于道家的一面，奠定了中国园林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皇家苑囿的气象因动乱而减弱；在南朝，且受到田园思想的影响，苑囿与园林逐渐合流，性质上渐渐接近，趋于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