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与京口重镇的形成3.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三吴的战略地位
  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且流民帅身分同叛乱的祖约、苏峻一样，因此没机会居中枢之任。苏峻之乱时，庾亮担心全盘皆乱而不许各地兴兵勤王，而各地仍纷纷起兵。而郗鉴待到苏峻渡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等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后方才渡江，渡江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郗鉴则专注东方，苏峻遣将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到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西晋灭东吴后，三吴“难安易动”，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往后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派分别结合，参与江左纷乱的政治事件。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地既易招揽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从而巩固健康。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自丹阳、晋陵就近供给米谷。而苏峻占据三吴，粮食较充，故得以米万斛溯流供给豫州祖约。郗鉴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建议于曲阿一带立垒断苏峻三吴粮运。由此可见，三吴米谷，是交战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产粮最甚之地是会稽，三吴的腹心所在。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为树立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因此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蛰伏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一举一动，在政治上极具影响。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当苏峻初起兵时，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会稽乃改郡为国。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的起源。

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须维持便利的交通以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东邻会稽。孙氏自淮回江东后，以吴为治所。当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治所在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此时吴郡的地理位置就不符合需求了。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迁治所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上游。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
 从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这条交通线交通路线，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的枢纽为京口。这条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按照五个部分分述：

/浙东运河：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

/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江南运河的北段，其开凿在工程上比中段南段要复杂得多。晋陵迤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河道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晋陵向北逐渐进入江南运河所经最高点的丘陵地带，水位有较大落差，运河过此必须补充新的水源后才能保障通畅，因此出现了丹阳的练湖。练湖为陈敏为漕运南方米谷以济中州而开，主要是蓄水以济此段运河，而兼得灌溉之利。练湖在唐宋时期仍有作用。而练湖的毁坏，又导致此段运河的干涸；此段运河自从凿成之后，由于维持通航条件较难，处在时通时塞状况。晋陵京口运河开凿于何时，尚无实证；经秦代改直道使曲折，孙吴之末疏导水势而改变其流，东晋初年开练湖，立丁卯埭，以调剂水量。

/京口建康航道：会稽至建康水道交通线的最后一段，是为京口大江（长江），东晋南朝的大江入海之处，即在此航道。自会稽达京口后，离运河而入大江，溯流百余里，始达建康。大江涛势骇人，过江犹如泛海。

/破冈渎：为了缩短会稽到建康的水路行程，也为了避开大江之险，产生了另辟水道的需要。《三国志》记载，孙权使人凿水道，船只到健康不再经过京口。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南是茅山北麓，北边在京口与建康之间，今称宁镇山脉处，破冈渎处在这南北两大山脉之间的丘陵间。破冈渎即凿冈为渎，连接两端小水，使吴会船舰可以不经丹阳、京口入长江至建康，而可自丹阳西行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直达。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但破冈渎的存在使吴会与建康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速度效率更高，更多是官府特权首选，因此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建康、会稽间真正的转输枢纽，仍然是京口。

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京口虽据建康与三吴间的枢纽，但是魏晋时京口以至晋陵一带还是贫瘠之地孙权常来此处游猎，此处人户绝少，土田未垦。西晋于其地置毗陵郡，东晋改晋陵郡。晋陵地薄，“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
  荒芜贫瘠的晋陵在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晋陵。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宋书》记载，永嘉大乱后北方各州流民争相过淮，亦有过江到晋岭的，后郗鉴又徒淮南流民到晋陵诸县。谭其骧先生研究表明，估计南徐州（东晋的徐州）的侨居与本地人口总数为四十二万人，其中侨居之民约为二十二万。按照东晋制度，僮奴不入籍，客虽得“注家籍”，但漏注者多。流民在徐州为僮为客而没有登记的人，当然未计入此二十二万之内。
  京口、晋陵的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为何却成为流民最集中的地方，青、兖、徐州流民乘泗逾淮，循中渎水或泛海南来还是遵循航道；但是幽、冀、并州流民为什么也要绕道而来？原因除因地旷人稀而可分配的土地多之外，还有出于安全的原因。
  南下的士族只要不与吴姓士族利益冲突，愿意逐空荒而居，其停驻地就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例如他们能率先进入闽中地区，“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而零散的流民不能自由选择停驻之处，他在胡骑追逼下南行，一般是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重返故园；他们财乏人弱，到达暂息之地后便无力南。所以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一带的东隅，也就是京口、晋陵一带。宽四十里的长江，是京口的一道重要屏障，终东晋之世，京口曾是几次北伐出兵之地，而北方胡骑进攻广陵、京口之例，一次也没有。
  京口、晋陵吸引流民，而流民可组成军队。京口、晋陵靠近三吴，而三吴的物产可以支援京口之军。郗鉴利用这支流民军队和三吴粮谷经营京口，使京口成为东晋时首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郗鉴以流民帅身分率众南来，力量的基础始终是流民，一直到他临终上疏，还是谆谆以流民事为重。

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史家独重谢氏据京口建北府兵之事，但是北府之所以具有这种地位，首先是由于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在短期之内，谢玄也不可能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军队。
  京口在郗鉴经营作用颇为显著，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东晋初年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京口为重镇，根源为苏峻之乱时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浙西之军，说明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东晋末年，让居京口的北府主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平定的。

/抵御海寇：北方青、徐的石勒部将渡海南扰频繁。《晋书》记载，石勒将刘征寇南沙（常熟西北）、寇娄县（今昆山）、掠武进（今常州），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郗鉴加强京口防务，同时吴郡太守虞潭“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晋陵一带虽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修筑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

/拱卫京师：苏峻之乱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据《晋书.孔坦传》记载，郗鉴过江后西行与陶侃会和，也许是郗鉴应陶侃召。孔坦议认为，不该征召郗鉴，应让郗鉴返回京口以守东门。后郗鉴与郭默还丹徒以拒苏峻。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京口之于建康，如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京口亦为建康门户；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京口同河内一样因帝乡而富裕兴盛。

  建康本有石头城、白石等门户，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城以屯军。至于京口，其战略价值表现在：1.起威慑作用，减少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如陶、庾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2.朝局已变时，居京口者可扭转局面，如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
  孙吴时期，在京口设观察江北动静以备魏军的官职，宗室以及士族都担任过，但虽靠近中枢，职能上只是对外防御的镇。当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控制中，而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为防上游以稳定建康，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是对内。而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孙吴时期吴郡四姓顾、陆、朱、张，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吴地士族世代据守，侨姓士族无法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与上游抗衡，因此东晋时期主弱臣强的状况影响了京口的作用。

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郗鉴、王导、庾亮相继过世，但其家族构成的政治暗流仍然存在，原来政局的影响还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并且继续起作用。
  庾亮声言北伐时，必有请郗鉴以为形援，而郗上书言京口之众不可北渡，郗鉴荐太常蔡谟及兄子晋陵内史郗迈代徐州、兖州，而不请以子郗愔自代徐州，可能是基于愔难以居繁剧的传说。而郗鉴荐蔡谟为徐州镇京口，主要因稳重谨慎。郗鉴去世前最大的忧虑，是庾亮以北伐为名逼京口之众北渡以削异己。而蔡谟主张以保全晋室、暂安江左为重，寇不来我亦不往，以待局势变化。东晋北伐之任者确实往往心存不测，而往往又是力不从心，难得逞其志向，徒加江左纷扰。士族专兵，皇权不振，政治格局如此，无可挽回，直到刘裕当权，夺门阀兵权，才得以改变。
  都督徐州者多兼督兖州，或加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因北伐原因移镇于江北者，如荀羡曾迁治淮阴，又迁下邳；郗昙、范汪、庾希、郗愔均曾治下邳，但他们势力重心仍然在京口。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繁，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后桓温大权在握，北伐中逼夺郗愔所统徐州地，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时代，而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小结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直到借书晋朝国祚。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对京口采取严密控制，只以宗族子弟居其任，且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为定制，而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